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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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母亲生下我后没足月,就得外出做临时工,只能由患了眼疾病休的父亲带我,他也抱我喂我。父亲有权把我弄成残废,甚至闷死我,摔死我,就像很多人家对女婴那样,诿说不小心就行了,但是他没有。我生下来还不足四斤,身上尽是皮和骨头,脸上尽是皱纹,两只眼睛显得极大。经常我一个人躺在冷清的床上,没人管。无人时大姐故意掐我,把我弄哭,我的哭声不大,但声音尖又细,眼泪特多,一哭双手背盖住双眼。五哥还是个小男孩,四岁,不懂大人那么多怨怨恨恨,到我身边哄我,和我玩耍。
我尚在襁褓中,在法庭上从母亲手中,扔到父亲怀里,扔到生父的手中。挤眉弄眼的邻居们哄笑着,无事生非就闹得天翻地覆,有事更往火里添油,这场笑剧中的道具就是我,一个又破又丑的肮脏皮球,被踢来踢去。
“那么说,我一落地,就被抛弃了?”我插的唯一一句问话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惊异。
“不要这么说,你父亲是个好人,心地善良,官司没打完就决定留下你。”母亲说,“小孙也要你,愿承担一切后果。”
大姐帮父亲写的状纸,她说她是证人。父亲在法庭上,却变得犹犹豫豫。母亲否认小孙诱奸的罪名,说是她的错,是她一个人的责任,要判罪也是她一个人的事,和小孙没有关系。
小孙向以前没见过面的父亲道歉,他对法官说,不管母亲离婚不离婚,他每月负担孩子的生活费。而父亲本来就不情愿打官司,情愿撤诉。法院一看这官司没法打,改为仲裁解决。
父亲一回到家,就说不该听从别人的主意去法庭告状。他让母亲做选择,甚至愿意放走她,同意她带着小女儿一起去跟小孙,自己一个人带其他的孩子。这也许是父亲一时说大话,表示大度,可是母亲真的被父亲感动了。她想走,却怎么也狠不了心,她离不开其他五个孩子,父亲因眼疾已不能继续在船上工作,她必须留在这个家。但是她要这个家,就意味着失去小孙,也不能让小孙见孩子,这也是她不忍心做的。
小孙知道了母亲的痛苦,很绝望,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房子里没开灯,暗暗的,几乎看不见母亲的脸,但我能感觉到泪水从母亲的眼眶里往外淌,抽噎使她说话很困难。可是我对她的痛苦无动于衷,我第一次听到母亲坦陈我出生的耻辱,又气又恨,准备把心肠硬到底。
忽然,卷烟厂的蒸汽锅炉又放余气了,轰隆隆地怪叫,震得附近破旧的木板房一摇一晃,好似随时都可能在声波冲击中坍塌或飞升天空。工厂汽笛震耳尖叫,每天会有几次,半夜也会突然嚣叫起来。平时习惯了,倒无所谓,这阵却像是有意来阻止母亲的回忆。
既然如此,只有想办法把我送掉。第一次送的是母亲当年纱厂的工友。
母亲说,“她家两个儿子,没女儿,经济情况比我家好,至少有你一口饭吃,还没人知道你是私生的,不会受欺负,起码不会让哥哥姐姐们为饿肚子的事老是记你的仇。你不在跟前,他们也会对我好一些,听话一些,家里少些吵闹。”
我好像记得曾经有个女人,深夜为我换内裤,那时我老尿床,她确实比我母亲对我好。
“你记得的时候,已不是你送到她家的时候,而是后来,是她想你,把你接回去耍几天。你只有半岁时才是真送给了她。”母亲说。去了没多久,她丈夫就被抓走了,说是有贪污行为。灾荒年人人弄吃的,啥子办法都想尽,查起来,也是啥子办法都有。能躲过就躲过,能栽害他人保自己就栽害他人。反正,他被人栽准了,判了三年刑,送农场劳教。母亲只好把我抱回来,那个女人没法留我了。
母亲不会扔我到山坡上或江边,但一定还送给这人或那人过,甚至可能把我送到孤儿院去过。都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送成,最后我才无可奈何地被留在了这个家里。
仿佛还记得我很小时,有一次,我到中学街上端去等一周才回家一次的母亲,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坐在一坡任何人都能看见我的石梯上,不敢哭,怕一哭,被人知道是迷路的孩子,被弄走。我装得像没事似的坐在那里,结果被三哥瞧见,揪了回去,向已经另路回家的母亲告了一状。我被母亲赏了两巴掌,狠狠骂了一晚。惊吓代替了早先回不了家的担忧,一句解释的话也说不出来,哪怕我会说,也申辩不清楚。回家就行,有家就行,不管这是个什么样的家。
我小时那么怕陌生人,一见陌生人内心就紧张害怕,长大了,还是照旧,想必是小时惊惊恐恐怕失去家的缘故。
这一切实在太浅显,谜底早就候在那里,等着我揭来看,只是我傻傻地从未追究到底。于是我说:
“那我要见他。”
母亲早就等着我这么说,她一点没惊讶,站了起来。
我不知道母亲要干什么,身体不自觉地往后缩,贴紧墙。
母亲走到关严的门旁,看看是否有人会听见,然后转过头,对着我低声说:“我已安排好了,明天下午我带你到城中心里去见他。”
母亲最近几天来,总以上二姐家为名去城中心,原来就是这个原因。算起来,母亲已有多少年,十六年,十八年,不知有多长的年月没有见过我生父了?我发现她去开门的手都在抖,接连拉了三下门闩,才把门闩拉开,她的手停在门闩上,再没有力气去拉开房门似的。
为了我,母亲才去见一个她肯定很想念但又不能见的人。
2
应当是我的归属已定之后,他们决定见最后一面。在江对岸新民街那两层楼的木板房,他住楼上靠街的一间。他和她相拥在一起,两人比以前任何一次更难分难舍。街下是一条马路,过路的人和车,那天像赶集一样多,喧闹无比。有人死,在放鞭炮,哭丧婆在喊天喊地,有队伍敲着锣鼓打着铜钹送喜报,表扬城市的人“自愿”响应政府号召回到农村去,农村灾荒年后人口大减,缺少劳力种地。他们听不到,他们被彼此的身体牢牢吸住,被彼此的呼吸吞没,赤裸的身体上全是汗粒。在他们从床上翻滚到地板上时,身体还紧密地连在一起。
那时,我被母亲搁置在哪个角落?
竭尽全力,高潮就是不肯到来,第一次如此放任,第一次不怕有孩子闯进屋,不担心孩子半夜突然醒来,第一次没有偷偷摸摸,却如此困难,是他们没想到的。他从她的身体上滚到一边去。她掉过脸去看他,眼神好像在说:我们没有其他的路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告别了,每一次都是最后,但这次经过他精心安排,趁家人都不在时,却是一点也不成功,他身上余存的浪漫气质,被上法庭之后的种种折难消磨殆尽。这个下午比任何一个下午,都过去得迅速。
当他和她踩着满地的爆竹纸屑,照旧是一人在前,一人在后,生怕被人瞧见,穿过一个人没散尽的菜市场,到一家担担面摊去。面摊很避街,在一坡石阶的巷子里。
热腾腾的面条端上来,两人只看碗,盯着面吃。屋里接出路边来的灯,还没远处的路灯亮,两个人的头影投在方桌上。面还未吃一半,她的眼泪如雨珠般往碗里滴落。“姐,别哭,你这样,叫我啷个办?”他说。
“没事,没事,过一阵就好了。”她说。
“女儿交你了,”他说,“你看嘛,你今后说不定还得靠她养老送终,我是没指望的了,法院规定成年前不让我见她。你看你比我有福气,起码得了个孩子,我呢,啥也没有,人财两空,一场空欢喜。”
他想安慰她,殊不知说得很糟糕。她一边忍住眼泪,一边说:“我不是为你哭,别以为我离不开你。”她勉强笑了笑,“离了我,你也能活,我也是,那个小东西,她能活就活吧,看她的命了。我马上就老了,你还这么年轻,找个人安个家。”
她见对方未有反应,忍不住说:“你答应呀,好好过日子。”
他是不哭的,总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这次他做不到了。
识字不多的母亲也知道,忍字,是心上一把刀。为了互相帮助斩断情丝,她不再在塑料厂干活。母亲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被介绍到一个运输班班做临时工,那个运输班班在为山上一家工厂干活,路远,只能一周回家一次。
在这次告别后,小孙也调到江对岸城市另一头,市郊火葬场附近的塑料厂,从小干部撤职变成工人,在车间做下料工,裁石棉板,那工种带毒,没有人愿意干。
母亲抬着石头,有一次就当着建筑工地上所有的工人号啕大哭起来。
“你抬不动,就别来吃这碗饭!”
“抬累了休息一阵就好了。”
那样话在母亲耳边都等于白说,她根本未听。她的一身都被汗水湿透,用她的话说,腰带上下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她一天只吃两顿,肚子饿得咕咕怪叫,脸上被虫子咬得斑斑红点。她拒绝着听空中隐隐传来的他的声音,他在说他在想她,他要见她,他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他。她拒绝听,如果她性格软弱一些,狠不下心肠,如果她不强迫自己耳朵聋,她就能听到,她会立即扔掉扁担,比任何一个热恋中的女人还要疯狂,不顾一切地冲下山去,冲过江去。
母亲会的,但她更明白,她的生活中没有自行其是的权利,必须对子女负责任。她的头发在脱落,腰围在增大,背在弯,肩上的肉疱在长大,她的脸比她猜测的还飞速地变丑变老,她很快变成了我有记忆后的那个母亲。
这个被母亲用理智撕毁的场面,需要我以后受过许多人生之苦,才能一点一点缝补起来。在当时,我怨母亲,我不愿意理解她。母亲给我讲的一切,没有化解我与她之间长年结下的冰墙。可能内部有些开裂,但墙面还是那么僵硬冰冷,似乎更理由十足,这是我一点也没办法的。
3
这个城市大部分街道是坡坎,不适合骑自行车。于是历来就有手握一条扁担两根绳子的“棒棒”,站在车站码头主要交通路口,耐心等着人雇用。
除了出大力流汗的挑运棒棒,这城市也有不少闲人,于是也就有了茶馆。差不多每个地段都有一个,主要大街上能数出好几家老字号的茶馆。“文革”中禁开茶馆,现在又遍地都是。泡茶馆的人并非一律老人男人,半大青年也有。人一进茶馆,一壶热茶暖融融,便有了几分生机,嗑嗑瓜子剥剥花生嚼嚼辣椒豆腐干,与人天南地北地瞎聊一阵,磨蹭够了,伸伸懒腰,拿起自个烟袋,慢悠悠走着,是一种享受。重庆人再穷,也要想办法弄几个辣椒来吃,吃得满嘴满脸红涨,这点享受,是对命运的不服气,是一种自我伤感的放纵。
在上半城一个临街口的茶馆,我和母亲隔着方桌相对坐在长条凳上。没两分钟,盖碗茶还未送来,一个瘦瘦的中年人,逆着光从门口走进,个子较高,但背有点佝偻,对直朝我们坐的桌子走过来,在我和母亲间的位子坐下。我警觉地看着他,心跳得眼睛几乎看不清了。他虽然刮过胡子,衬衣干净,外面套了件颜色快褪尽的中山装,也掩不住一脸的沧桑。不用辨认,就是那个总跟在我身后偷偷盯着我的人。
他眼中出现了笑意,大概希望我喊他一声爸爸。我喊不出来,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脸通红。母亲没有看我,她臃肿的身子微微偏了偏,让伙计提着长嘴壶,站得远远的,准确无误地往装了茶叶的盖碗里冲滚烫的水,她把三碗茶一一盖好。
三人谁也未开口说话,他看着母亲,母亲看着他,只几秒钟,母亲就站了起来,说她得出去一会儿。他没有动,他的目光跟着又老又难看的母亲,那目光是我从未见过的,又湿又热,家里那个父亲从未用如此的目光看过母亲。母亲走后,他的神色反而放松了,在我面前不像刚进来时那么呆板,不自然,不知不觉之中,他的面容活了起来。
茶馆里有人开着半导体收音机,正放着川剧,像是《秋江》,那个古代女子,坐在过河船上,心急火燎地追赶意中人。街上一个穿喇叭裤烫卷卷头的小流氓,赖皮地提着“三洋”走过门口,轻轻飘飘的港台流行歌曲,与裂心裂肺的一声声呼喊般的川音高腔互不相让。靠门边的一桌,四个人边喝茶边打长条牌。
我朝门口看第二下时,他说:“你妈妈不会回来了。”
我没理他,仍朝门口看。
结果我们一口茶也未喝,就出了茶馆。从街上跨出来,就是大马路。他把我带进一家百货商店,径直到布料柜台。他把我的心思揣摸得很准,他明白,即使问我,我也不肯回答。他选了一种蓝花的混纺布,那是母亲最喜欢的颜色。他把布塞到我手里,说我穿得太旧,叫我去缝一件新衣。我穿的是四姐的一件算不上衬衫也算不上外套的衣服,没式样没图案。不过他自己穿得也比我好不了多少。拿着花布,我连句谢谢也没说。我扫了他一眼,他眼里没有了笑意,不知为什么,有些紧张。
4
下午四点多钟,还不到晚上吃饭时间,两路口一带许多餐馆都未重新开张,一家家问过去,终于找到一家,那家馆子场面挺唬人,他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带我进去,跟着服务员上了楼。
我坐在桌子一边,听着他叫菜,麻辣红烧豆瓣鱼,清水豆花,芹菜炒牛肉丝。
他很少吃,不断地往我碗里夹菜,我扒着米饭,米饭太硬,就喝豆花水,喝得太急,呛住了,他伸过手来拍我的背。我一停住咳,便搁下了筷子。
他的脸怎么看,也不像我,怎么看,对我也是个陌生人。显然此刻他全部心思都在我身上。有人如此看重我,想让我高兴,想和我熟悉,想和我交谈,有这么多好吃的鱼肉堆在我面前,没有人和我抢,没人怪我贪吃,给我脸色看,而我竟然一点也没胃口,也高兴不起来。我的情绪在惊异愤慨之间跳动,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的一些怪念头,一句话,要想我认你做父亲,没门!
他要了一小杯白酒,我们俩心里都在发颤,可能我身上真的流着他的血,他需要给自己壮胆。喝了一口酒,他才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生日?”我重复一句,心里冷笑,“我生日早过了,早过了九月二十一日。”
“旧历八月二十三嘛,我是在医院看着你生下来的。”他说,他不用想就明白我记的是新历,而他和我母亲一直记旧历,十八年前新历旧历同一日,十八年后,旧历在新历后好些天。
原来是这样!不是我一再费尽心机追逼的结果,而是他们的安排,早就准备在我十八岁生日这天告诉我一切。原来是这样,原来就是因为这样呀,这么多年!为今天,这个人等了十八年。
他还挺守法的,说好成年前不能见,就始终等着这一天。不,不对,母亲当然想保住这个秘密,一定是她觉得保不住这个秘密,才选择了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和他见面?这个时候,我才承认自己同样很紧张,很惶惑。
5
我很少到城中心去,从未见过那么多的人在街上走,仿佛屋子里的人都走出家门来了,汽车在有坡度的马路上必须接连不断地按喇叭,才能行驶。到处飘扬着旗帜,什么色彩都有,系在一些高层建筑物上的气球,缤纷晃眼。街道变得太干净,许多房子还专门粉刷过,门面新配了红色对联,拉了金光银光闪闪的纸条,装饰得一点也不真实,就像有人为了显摆,把自己仅有的最好的压箱衣服取出。这一天很像一个什么节庆。
生父在这个下午和傍晚百般照顾百般讨好我,对此,我一点也不感激,这所谓的父爱,太迟了,我已经不需要,我只是由着他做。吃过饭,他说:“去看电影?”
我有点惊讶地看着他。
“你妈妈说的你最喜欢书,电影,还有想吃好的。”
我当即点点头。
电影院里放两部连场电影。进去头一部国产片已放了一半,打仗打得乌七八糟,枪炮声满银幕爆炸,冲锋号滴滴答答地吹个不断,机枪一扫,国民党的士兵死得黑压压满田野。革命战士牺牲一个却要好几分钟悲壮的音乐,加入战友们的哭喊悲恸宣誓复仇。第二部是外国片,讲一艘装满旅客的船撞上冰山,沉到海里去了。他没怎么看银幕,老是转过脸看我。我说不看了,想早点回家。他低下头去看手表,说时间还早,等一会儿送我到车站,送到渡口,送过江去,让我放心。见我没有作声,他说:“不是你要见我的吗?”
“我已经见过你了。妈妈说不定在家等。”
“现在你已是成人了,法院也管不着我见你。”他霸道的口气一点不像做父亲的人,倒像我的一个哥哥。看完电影,他固执地领我上了城中心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
在公园的最高点红星亭里,我想同他一起上这儿来是对的。夜幕垂下后,公园里的人比在街上逛商店的人减少些,山城灯夜,从城中心这边来看,完全不同。
上半城下半城万家烁烁灯火,一辆辆汽车在黑夜里,只看得到车灯的亮光,如萤火虫,断断续续地绕着马路盘旋,点缀着起伏跌宕的山峦、高低不一的楼房,长江大桥两排齐整的桥灯横跨过江,伸延进黑压压一片的南岸,船灯映着平静下来的两江江水,波光倒影,风吹得水波颤颤抖抖,像个活动的舞台。
6
我生父对我说了很多话,我听着,抱着那段蓝花布,与他保持着距离。而他总想离我近一些,表示亲昵,但手却不敢真的伸过来握住我。当我们坐在一个稍微清静一点的石头长凳上时,我仍尽量与他隔开一段距离,我对他身体的亲近很反感,他不久也放弃了这打算。他身上酒味不多,随风吹过来的,是一种便宜的硫黄香皂味。说实话,我喜欢这气味,不好闻,但清爽。他的手指专门修剪过,长长细细的,跟我的手指几乎一模一样,手背上有一些疤痕,指甲也不如我的规整。他的头发不多,白发隐在黑发里,不注意就看不出来,细算一下,他不过才四十三岁,怎么就很显老了?他说话时眼睛有神地看着我,声音清晰。我把眼睛转开,单听声音,可以认为这个人还年轻。
他与母亲分开后,找了个近郊县份上的农村姑娘草草成了个家。在结婚之前,他找到母亲做工的地方,母亲不愿见他,关着宿舍门。他和她一个在门外,一个在门里,隔着一层门板说话。他说了个日子地点,说他必须见女儿一面,以后他就做农村人家的上门女婿,离城市远了。没见得成面,他留下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蚊帐,还有一袋吃的,就走了。
母亲背着两岁的小女儿,下渡船,爬上沙滩上面那坡长长的石阶。看见他站在朝天门废弃的缆车道边。他说他找了个农村姑娘,没啥话可说,只求个老实厚道。那意思是如果母亲还对他有半点留恋,如果母亲说个“不”字,他就打消结婚的念头。但母亲只是连连说:“好呵好,好好去过日子!”母亲很客气地谢谢他送到山上去的蚊帐和食品,然后背着小女儿就要走。他伸过手握住母亲的手,他想让母亲和他一道走,到那个新民街的房间里去。
母亲不去,不仅不去,而且解下背带,说:“你不是要看这个小人吗,你看好了,不仅看,你拿去,你也没有理由要求见面了。”
母亲把小女儿放到他的手里。转过身就走,连头也没回。
他把女儿搁在枕木凸凹的缆车道上,女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声音尖细充满恐惧,边哭边喊妈妈,在地上拼命往母亲走的方向爬。他就看着女儿哭,不理睬。那么喧闹人来人往的地方,那么多轮船汽笛鸣叫的地方,母亲也听见了小女儿细微的哭叫,赶紧走回来。
他笑了。
母亲生气了,从地上抱起小女儿。
“你看,女儿根本不要我,她只会喊妈妈,不会喊爸爸。我想要也要不成。”他打趣地说,把女儿重新抱上母亲的背上,替母亲理好背带,他把一顶崭新的墨蓝花外绸内绒的帽子戴在女儿小脑袋上,说:“风大,不要让她着凉。”
母亲说:“你放心,再大的风也吹不坏她,她命又贱又硬,不会死的。”
这才是母亲与我生父的最后一次见面!不可逆转的命运,用我的凄惨的哭声打了个句号。母亲再一次放弃了选择,其实命运没有提供任何选择,她知道。她背着我下石阶去渡口,正是长江枯水季节,江不宽,沙滩和石礁漫长地伸展到天边,泥沙滩一踩一个坑,沙粒往鞋子里灌。她抓紧背带,弯着身子,步履艰难,江边的风刮着沙粒扑打着她的脸她的头发,这是一个不能再冷的冬天,比没有吃的最饥饿的那几年,比她的第一个丈夫饿死的那个冬天还要寒冷,还要绝望。
而我的生父这时站在石阶顶端,冷风刮着他瘦瘦高高的身体。那么多人从他的身边上上下下,急着去赶车坐船。他的身影消失了,再也看不到了。他其实是个缺少疼爱的小青年,从母亲那儿他得到了感情,加上他救了这一窝饥饿得发疯的孩子,得到由衷的感激。他可能一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重要,如此被需要,于是他让自己陷入恋情中,不能自拔。
谁又能说得清楚,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喜欢就是喜欢,有时候就是没有任何具体的理由,更不用说爱一个人了,爱就是爱,别的人不可能理解。包括我这个做女儿的,我不也正在偷偷爱一个男人,爱得同样无情理,不合法。别的人会认为很肮脏。
可是连我这样一个不愿循规蹈矩的人,也没能理解他们的偷情。我,母亲,生父,我们三个人在茶馆坐一起时,在我眼里是那么不和谐,尴尬极了。他和母亲使我出生在世上,却给了我一生的苦楚,他们俩谁也未对我负责。
我和他走下枇杷山陡峭的石阶,漆黑的夜空升起漂亮的焰火,若隐若现地映出山上山下树木房屋,簇簇团团的流星雨,像天国里奇异的花瓣花蕊,向这座城市坠落下来,向我们头上抛撒下来。顺着马路,一直往两路口缆车站走,满天都是焰火,鞭炮炸得轰响。这时,我对他说:
“我不愿意你再跟着我,我不想再看到你。”
他没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脸上表情一下凝固住了,看起来很悲伤,就跟那部外国电影里那些面临船沉,逃脱不掉,注定要死在茫茫大海中的人一样。
我不管,我要他做出保证。
他保证了,他点头的时候,眼睛没有看着我。
经过剪票处,他要送我,我坚决地说不用了。随着人群跨上缆车,我坐在靠后边一个位子,手里紧紧抓住他为我扯的那块蓝花布。缆车座位都朝上,我看到他仍站在检票口的铁栏杆前。载满人的缆车沿着轨道徐徐下滑,他向我挥手,我想对他挥手,却止住了自己。为了不去看他,也不让他看到我的脸,我掉过脸去瞧缆车道旁山腰上怪模怪样的吊脚楼、歪歪斜斜的木板房,那些窗子里透出的灯一闪一眨,随时都会熄灭似的。缆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山下,出口对着这城市最大的一个火车站,人山人海,一个喧腾的大火锅。
母亲没有睡,她在等我,给我开了门,放心地舒了一口气,重新回到床上。父亲的布鞋在床下,脸朝墙躺着。看见他,我心里突然很冲动,很想走过去。我想起了与父亲相依为命度过的所有日子,我是那么想拥抱父亲,那么想被父亲拥抱。至少仔细看看父亲,我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像一个女儿那样端详过他。
架子床只有母亲翻身的响动,父亲一定睡着了。我在堂屋尽量轻手轻脚擦洗脸和身子,去天井倒掉水后,母亲从床上抬起身,低声对我说:“早点睡吧。”我就出了房门,穿过堂屋上了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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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生下我后没足月,就得外出做临时工,只能由患了眼疾病休的父亲带我,他也抱我喂我。父亲有权把我弄成残废,甚至闷死我,摔死我,就像很多人家对女婴那样,诿说不小心就行了,但是他没有。我生下来还不足四斤,身上尽是皮和骨头,脸上尽是皱纹,两只眼睛显得极大。经常我一个人躺在冷清的床上,没人管。无人时大姐故意掐我,把我弄哭,我的哭声不大,但声音尖又细,眼泪特多,一哭双手背盖住双眼。五哥还是个小男孩,四岁,不懂大人那么多怨怨恨恨,到我身边哄我,和我玩耍。
我尚在襁褓中,在法庭上从母亲手中,扔到父亲怀里,扔到生父的手中。挤眉弄眼的邻居们哄笑着,无事生非就闹得天翻地覆,有事更往火里添油,这场笑剧中的道具就是我,一个又破又丑的肮脏皮球,被踢来踢去。
“那么说,我一落地,就被抛弃了?”我插的唯一一句问话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惊异。
“不要这么说,你父亲是个好人,心地善良,官司没打完就决定留下你。”母亲说,“小孙也要你,愿承担一切后果。”
大姐帮父亲写的状纸,她说她是证人。父亲在法庭上,却变得犹犹豫豫。母亲否认小孙诱奸的罪名,说是她的错,是她一个人的责任,要判罪也是她一个人的事,和小孙没有关系。
小孙向以前没见过面的父亲道歉,他对法官说,不管母亲离婚不离婚,他每月负担孩子的生活费。而父亲本来就不情愿打官司,情愿撤诉。法院一看这官司没法打,改为仲裁解决。
父亲一回到家,就说不该听从别人的主意去法庭告状。他让母亲做选择,甚至愿意放走她,同意她带着小女儿一起去跟小孙,自己一个人带其他的孩子。这也许是父亲一时说大话,表示大度,可是母亲真的被父亲感动了。她想走,却怎么也狠不了心,她离不开其他五个孩子,父亲因眼疾已不能继续在船上工作,她必须留在这个家。但是她要这个家,就意味着失去小孙,也不能让小孙见孩子,这也是她不忍心做的。
小孙知道了母亲的痛苦,很绝望,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房子里没开灯,暗暗的,几乎看不见母亲的脸,但我能感觉到泪水从母亲的眼眶里往外淌,抽噎使她说话很困难。可是我对她的痛苦无动于衷,我第一次听到母亲坦陈我出生的耻辱,又气又恨,准备把心肠硬到底。
忽然,卷烟厂的蒸汽锅炉又放余气了,轰隆隆地怪叫,震得附近破旧的木板房一摇一晃,好似随时都可能在声波冲击中坍塌或飞升天空。工厂汽笛震耳尖叫,每天会有几次,半夜也会突然嚣叫起来。平时习惯了,倒无所谓,这阵却像是有意来阻止母亲的回忆。
既然如此,只有想办法把我送掉。第一次送的是母亲当年纱厂的工友。
母亲说,“她家两个儿子,没女儿,经济情况比我家好,至少有你一口饭吃,还没人知道你是私生的,不会受欺负,起码不会让哥哥姐姐们为饿肚子的事老是记你的仇。你不在跟前,他们也会对我好一些,听话一些,家里少些吵闹。”
我好像记得曾经有个女人,深夜为我换内裤,那时我老尿床,她确实比我母亲对我好。
“你记得的时候,已不是你送到她家的时候,而是后来,是她想你,把你接回去耍几天。你只有半岁时才是真送给了她。”母亲说。去了没多久,她丈夫就被抓走了,说是有贪污行为。灾荒年人人弄吃的,啥子办法都想尽,查起来,也是啥子办法都有。能躲过就躲过,能栽害他人保自己就栽害他人。反正,他被人栽准了,判了三年刑,送农场劳教。母亲只好把我抱回来,那个女人没法留我了。
母亲不会扔我到山坡上或江边,但一定还送给这人或那人过,甚至可能把我送到孤儿院去过。都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送成,最后我才无可奈何地被留在了这个家里。
仿佛还记得我很小时,有一次,我到中学街上端去等一周才回家一次的母亲,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坐在一坡任何人都能看见我的石梯上,不敢哭,怕一哭,被人知道是迷路的孩子,被弄走。我装得像没事似的坐在那里,结果被三哥瞧见,揪了回去,向已经另路回家的母亲告了一状。我被母亲赏了两巴掌,狠狠骂了一晚。惊吓代替了早先回不了家的担忧,一句解释的话也说不出来,哪怕我会说,也申辩不清楚。回家就行,有家就行,不管这是个什么样的家。
我小时那么怕陌生人,一见陌生人内心就紧张害怕,长大了,还是照旧,想必是小时惊惊恐恐怕失去家的缘故。
这一切实在太浅显,谜底早就候在那里,等着我揭来看,只是我傻傻地从未追究到底。于是我说:
“那我要见他。”
母亲早就等着我这么说,她一点没惊讶,站了起来。
我不知道母亲要干什么,身体不自觉地往后缩,贴紧墙。
母亲走到关严的门旁,看看是否有人会听见,然后转过头,对着我低声说:“我已安排好了,明天下午我带你到城中心里去见他。”
母亲最近几天来,总以上二姐家为名去城中心,原来就是这个原因。算起来,母亲已有多少年,十六年,十八年,不知有多长的年月没有见过我生父了?我发现她去开门的手都在抖,接连拉了三下门闩,才把门闩拉开,她的手停在门闩上,再没有力气去拉开房门似的。
为了我,母亲才去见一个她肯定很想念但又不能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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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是我的归属已定之后,他们决定见最后一面。在江对岸新民街那两层楼的木板房,他住楼上靠街的一间。他和她相拥在一起,两人比以前任何一次更难分难舍。街下是一条马路,过路的人和车,那天像赶集一样多,喧闹无比。有人死,在放鞭炮,哭丧婆在喊天喊地,有队伍敲着锣鼓打着铜钹送喜报,表扬城市的人“自愿”响应政府号召回到农村去,农村灾荒年后人口大减,缺少劳力种地。他们听不到,他们被彼此的身体牢牢吸住,被彼此的呼吸吞没,赤裸的身体上全是汗粒。在他们从床上翻滚到地板上时,身体还紧密地连在一起。
那时,我被母亲搁置在哪个角落?
竭尽全力,高潮就是不肯到来,第一次如此放任,第一次不怕有孩子闯进屋,不担心孩子半夜突然醒来,第一次没有偷偷摸摸,却如此困难,是他们没想到的。他从她的身体上滚到一边去。她掉过脸去看他,眼神好像在说:我们没有其他的路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告别了,每一次都是最后,但这次经过他精心安排,趁家人都不在时,却是一点也不成功,他身上余存的浪漫气质,被上法庭之后的种种折难消磨殆尽。这个下午比任何一个下午,都过去得迅速。
当他和她踩着满地的爆竹纸屑,照旧是一人在前,一人在后,生怕被人瞧见,穿过一个人没散尽的菜市场,到一家担担面摊去。面摊很避街,在一坡石阶的巷子里。
热腾腾的面条端上来,两人只看碗,盯着面吃。屋里接出路边来的灯,还没远处的路灯亮,两个人的头影投在方桌上。面还未吃一半,她的眼泪如雨珠般往碗里滴落。“姐,别哭,你这样,叫我啷个办?”他说。
“没事,没事,过一阵就好了。”她说。
“女儿交你了,”他说,“你看嘛,你今后说不定还得靠她养老送终,我是没指望的了,法院规定成年前不让我见她。你看你比我有福气,起码得了个孩子,我呢,啥也没有,人财两空,一场空欢喜。”
他想安慰她,殊不知说得很糟糕。她一边忍住眼泪,一边说:“我不是为你哭,别以为我离不开你。”她勉强笑了笑,“离了我,你也能活,我也是,那个小东西,她能活就活吧,看她的命了。我马上就老了,你还这么年轻,找个人安个家。”
她见对方未有反应,忍不住说:“你答应呀,好好过日子。”
他是不哭的,总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这次他做不到了。
识字不多的母亲也知道,忍字,是心上一把刀。为了互相帮助斩断情丝,她不再在塑料厂干活。母亲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被介绍到一个运输班班做临时工,那个运输班班在为山上一家工厂干活,路远,只能一周回家一次。
在这次告别后,小孙也调到江对岸城市另一头,市郊火葬场附近的塑料厂,从小干部撤职变成工人,在车间做下料工,裁石棉板,那工种带毒,没有人愿意干。
母亲抬着石头,有一次就当着建筑工地上所有的工人号啕大哭起来。
“你抬不动,就别来吃这碗饭!”
“抬累了休息一阵就好了。”
那样话在母亲耳边都等于白说,她根本未听。她的一身都被汗水湿透,用她的话说,腰带上下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她一天只吃两顿,肚子饿得咕咕怪叫,脸上被虫子咬得斑斑红点。她拒绝着听空中隐隐传来的他的声音,他在说他在想她,他要见她,他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他。她拒绝听,如果她性格软弱一些,狠不下心肠,如果她不强迫自己耳朵聋,她就能听到,她会立即扔掉扁担,比任何一个热恋中的女人还要疯狂,不顾一切地冲下山去,冲过江去。
母亲会的,但她更明白,她的生活中没有自行其是的权利,必须对子女负责任。她的头发在脱落,腰围在增大,背在弯,肩上的肉疱在长大,她的脸比她猜测的还飞速地变丑变老,她很快变成了我有记忆后的那个母亲。
这个被母亲用理智撕毁的场面,需要我以后受过许多人生之苦,才能一点一点缝补起来。在当时,我怨母亲,我不愿意理解她。母亲给我讲的一切,没有化解我与她之间长年结下的冰墙。可能内部有些开裂,但墙面还是那么僵硬冰冷,似乎更理由十足,这是我一点也没办法的。
3
这个城市大部分街道是坡坎,不适合骑自行车。于是历来就有手握一条扁担两根绳子的“棒棒”,站在车站码头主要交通路口,耐心等着人雇用。
除了出大力流汗的挑运棒棒,这城市也有不少闲人,于是也就有了茶馆。差不多每个地段都有一个,主要大街上能数出好几家老字号的茶馆。“文革”中禁开茶馆,现在又遍地都是。泡茶馆的人并非一律老人男人,半大青年也有。人一进茶馆,一壶热茶暖融融,便有了几分生机,嗑嗑瓜子剥剥花生嚼嚼辣椒豆腐干,与人天南地北地瞎聊一阵,磨蹭够了,伸伸懒腰,拿起自个烟袋,慢悠悠走着,是一种享受。重庆人再穷,也要想办法弄几个辣椒来吃,吃得满嘴满脸红涨,这点享受,是对命运的不服气,是一种自我伤感的放纵。
在上半城一个临街口的茶馆,我和母亲隔着方桌相对坐在长条凳上。没两分钟,盖碗茶还未送来,一个瘦瘦的中年人,逆着光从门口走进,个子较高,但背有点佝偻,对直朝我们坐的桌子走过来,在我和母亲间的位子坐下。我警觉地看着他,心跳得眼睛几乎看不清了。他虽然刮过胡子,衬衣干净,外面套了件颜色快褪尽的中山装,也掩不住一脸的沧桑。不用辨认,就是那个总跟在我身后偷偷盯着我的人。
他眼中出现了笑意,大概希望我喊他一声爸爸。我喊不出来,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脸通红。母亲没有看我,她臃肿的身子微微偏了偏,让伙计提着长嘴壶,站得远远的,准确无误地往装了茶叶的盖碗里冲滚烫的水,她把三碗茶一一盖好。
三人谁也未开口说话,他看着母亲,母亲看着他,只几秒钟,母亲就站了起来,说她得出去一会儿。他没有动,他的目光跟着又老又难看的母亲,那目光是我从未见过的,又湿又热,家里那个父亲从未用如此的目光看过母亲。母亲走后,他的神色反而放松了,在我面前不像刚进来时那么呆板,不自然,不知不觉之中,他的面容活了起来。
茶馆里有人开着半导体收音机,正放着川剧,像是《秋江》,那个古代女子,坐在过河船上,心急火燎地追赶意中人。街上一个穿喇叭裤烫卷卷头的小流氓,赖皮地提着“三洋”走过门口,轻轻飘飘的港台流行歌曲,与裂心裂肺的一声声呼喊般的川音高腔互不相让。靠门边的一桌,四个人边喝茶边打长条牌。
我朝门口看第二下时,他说:“你妈妈不会回来了。”
我没理他,仍朝门口看。
结果我们一口茶也未喝,就出了茶馆。从街上跨出来,就是大马路。他把我带进一家百货商店,径直到布料柜台。他把我的心思揣摸得很准,他明白,即使问我,我也不肯回答。他选了一种蓝花的混纺布,那是母亲最喜欢的颜色。他把布塞到我手里,说我穿得太旧,叫我去缝一件新衣。我穿的是四姐的一件算不上衬衫也算不上外套的衣服,没式样没图案。不过他自己穿得也比我好不了多少。拿着花布,我连句谢谢也没说。我扫了他一眼,他眼里没有了笑意,不知为什么,有些紧张。
4
下午四点多钟,还不到晚上吃饭时间,两路口一带许多餐馆都未重新开张,一家家问过去,终于找到一家,那家馆子场面挺唬人,他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带我进去,跟着服务员上了楼。
我坐在桌子一边,听着他叫菜,麻辣红烧豆瓣鱼,清水豆花,芹菜炒牛肉丝。
他很少吃,不断地往我碗里夹菜,我扒着米饭,米饭太硬,就喝豆花水,喝得太急,呛住了,他伸过手来拍我的背。我一停住咳,便搁下了筷子。
他的脸怎么看,也不像我,怎么看,对我也是个陌生人。显然此刻他全部心思都在我身上。有人如此看重我,想让我高兴,想和我熟悉,想和我交谈,有这么多好吃的鱼肉堆在我面前,没有人和我抢,没人怪我贪吃,给我脸色看,而我竟然一点也没胃口,也高兴不起来。我的情绪在惊异愤慨之间跳动,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的一些怪念头,一句话,要想我认你做父亲,没门!
他要了一小杯白酒,我们俩心里都在发颤,可能我身上真的流着他的血,他需要给自己壮胆。喝了一口酒,他才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生日?”我重复一句,心里冷笑,“我生日早过了,早过了九月二十一日。”
“旧历八月二十三嘛,我是在医院看着你生下来的。”他说,他不用想就明白我记的是新历,而他和我母亲一直记旧历,十八年前新历旧历同一日,十八年后,旧历在新历后好些天。
原来是这样!不是我一再费尽心机追逼的结果,而是他们的安排,早就准备在我十八岁生日这天告诉我一切。原来是这样,原来就是因为这样呀,这么多年!为今天,这个人等了十八年。
他还挺守法的,说好成年前不能见,就始终等着这一天。不,不对,母亲当然想保住这个秘密,一定是她觉得保不住这个秘密,才选择了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和他见面?这个时候,我才承认自己同样很紧张,很惶惑。
5
我很少到城中心去,从未见过那么多的人在街上走,仿佛屋子里的人都走出家门来了,汽车在有坡度的马路上必须接连不断地按喇叭,才能行驶。到处飘扬着旗帜,什么色彩都有,系在一些高层建筑物上的气球,缤纷晃眼。街道变得太干净,许多房子还专门粉刷过,门面新配了红色对联,拉了金光银光闪闪的纸条,装饰得一点也不真实,就像有人为了显摆,把自己仅有的最好的压箱衣服取出。这一天很像一个什么节庆。
生父在这个下午和傍晚百般照顾百般讨好我,对此,我一点也不感激,这所谓的父爱,太迟了,我已经不需要,我只是由着他做。吃过饭,他说:“去看电影?”
我有点惊讶地看着他。
“你妈妈说的你最喜欢书,电影,还有想吃好的。”
我当即点点头。
电影院里放两部连场电影。进去头一部国产片已放了一半,打仗打得乌七八糟,枪炮声满银幕爆炸,冲锋号滴滴答答地吹个不断,机枪一扫,国民党的士兵死得黑压压满田野。革命战士牺牲一个却要好几分钟悲壮的音乐,加入战友们的哭喊悲恸宣誓复仇。第二部是外国片,讲一艘装满旅客的船撞上冰山,沉到海里去了。他没怎么看银幕,老是转过脸看我。我说不看了,想早点回家。他低下头去看手表,说时间还早,等一会儿送我到车站,送到渡口,送过江去,让我放心。见我没有作声,他说:“不是你要见我的吗?”
“我已经见过你了。妈妈说不定在家等。”
“现在你已是成人了,法院也管不着我见你。”他霸道的口气一点不像做父亲的人,倒像我的一个哥哥。看完电影,他固执地领我上了城中心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
在公园的最高点红星亭里,我想同他一起上这儿来是对的。夜幕垂下后,公园里的人比在街上逛商店的人减少些,山城灯夜,从城中心这边来看,完全不同。
上半城下半城万家烁烁灯火,一辆辆汽车在黑夜里,只看得到车灯的亮光,如萤火虫,断断续续地绕着马路盘旋,点缀着起伏跌宕的山峦、高低不一的楼房,长江大桥两排齐整的桥灯横跨过江,伸延进黑压压一片的南岸,船灯映着平静下来的两江江水,波光倒影,风吹得水波颤颤抖抖,像个活动的舞台。
6
我生父对我说了很多话,我听着,抱着那段蓝花布,与他保持着距离。而他总想离我近一些,表示亲昵,但手却不敢真的伸过来握住我。当我们坐在一个稍微清静一点的石头长凳上时,我仍尽量与他隔开一段距离,我对他身体的亲近很反感,他不久也放弃了这打算。他身上酒味不多,随风吹过来的,是一种便宜的硫黄香皂味。说实话,我喜欢这气味,不好闻,但清爽。他的手指专门修剪过,长长细细的,跟我的手指几乎一模一样,手背上有一些疤痕,指甲也不如我的规整。他的头发不多,白发隐在黑发里,不注意就看不出来,细算一下,他不过才四十三岁,怎么就很显老了?他说话时眼睛有神地看着我,声音清晰。我把眼睛转开,单听声音,可以认为这个人还年轻。
他与母亲分开后,找了个近郊县份上的农村姑娘草草成了个家。在结婚之前,他找到母亲做工的地方,母亲不愿见他,关着宿舍门。他和她一个在门外,一个在门里,隔着一层门板说话。他说了个日子地点,说他必须见女儿一面,以后他就做农村人家的上门女婿,离城市远了。没见得成面,他留下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蚊帐,还有一袋吃的,就走了。
母亲背着两岁的小女儿,下渡船,爬上沙滩上面那坡长长的石阶。看见他站在朝天门废弃的缆车道边。他说他找了个农村姑娘,没啥话可说,只求个老实厚道。那意思是如果母亲还对他有半点留恋,如果母亲说个“不”字,他就打消结婚的念头。但母亲只是连连说:“好呵好,好好去过日子!”母亲很客气地谢谢他送到山上去的蚊帐和食品,然后背着小女儿就要走。他伸过手握住母亲的手,他想让母亲和他一道走,到那个新民街的房间里去。
母亲不去,不仅不去,而且解下背带,说:“你不是要看这个小人吗,你看好了,不仅看,你拿去,你也没有理由要求见面了。”
母亲把小女儿放到他的手里。转过身就走,连头也没回。
他把女儿搁在枕木凸凹的缆车道上,女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声音尖细充满恐惧,边哭边喊妈妈,在地上拼命往母亲走的方向爬。他就看着女儿哭,不理睬。那么喧闹人来人往的地方,那么多轮船汽笛鸣叫的地方,母亲也听见了小女儿细微的哭叫,赶紧走回来。
他笑了。
母亲生气了,从地上抱起小女儿。
“你看,女儿根本不要我,她只会喊妈妈,不会喊爸爸。我想要也要不成。”他打趣地说,把女儿重新抱上母亲的背上,替母亲理好背带,他把一顶崭新的墨蓝花外绸内绒的帽子戴在女儿小脑袋上,说:“风大,不要让她着凉。”
母亲说:“你放心,再大的风也吹不坏她,她命又贱又硬,不会死的。”
这才是母亲与我生父的最后一次见面!不可逆转的命运,用我的凄惨的哭声打了个句号。母亲再一次放弃了选择,其实命运没有提供任何选择,她知道。她背着我下石阶去渡口,正是长江枯水季节,江不宽,沙滩和石礁漫长地伸展到天边,泥沙滩一踩一个坑,沙粒往鞋子里灌。她抓紧背带,弯着身子,步履艰难,江边的风刮着沙粒扑打着她的脸她的头发,这是一个不能再冷的冬天,比没有吃的最饥饿的那几年,比她的第一个丈夫饿死的那个冬天还要寒冷,还要绝望。
而我的生父这时站在石阶顶端,冷风刮着他瘦瘦高高的身体。那么多人从他的身边上上下下,急着去赶车坐船。他的身影消失了,再也看不到了。他其实是个缺少疼爱的小青年,从母亲那儿他得到了感情,加上他救了这一窝饥饿得发疯的孩子,得到由衷的感激。他可能一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重要,如此被需要,于是他让自己陷入恋情中,不能自拔。
谁又能说得清楚,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喜欢就是喜欢,有时候就是没有任何具体的理由,更不用说爱一个人了,爱就是爱,别的人不可能理解。包括我这个做女儿的,我不也正在偷偷爱一个男人,爱得同样无情理,不合法。别的人会认为很肮脏。
可是连我这样一个不愿循规蹈矩的人,也没能理解他们的偷情。我,母亲,生父,我们三个人在茶馆坐一起时,在我眼里是那么不和谐,尴尬极了。他和母亲使我出生在世上,却给了我一生的苦楚,他们俩谁也未对我负责。
我和他走下枇杷山陡峭的石阶,漆黑的夜空升起漂亮的焰火,若隐若现地映出山上山下树木房屋,簇簇团团的流星雨,像天国里奇异的花瓣花蕊,向这座城市坠落下来,向我们头上抛撒下来。顺着马路,一直往两路口缆车站走,满天都是焰火,鞭炮炸得轰响。这时,我对他说:
“我不愿意你再跟着我,我不想再看到你。”
他没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脸上表情一下凝固住了,看起来很悲伤,就跟那部外国电影里那些面临船沉,逃脱不掉,注定要死在茫茫大海中的人一样。
我不管,我要他做出保证。
他保证了,他点头的时候,眼睛没有看着我。
经过剪票处,他要送我,我坚决地说不用了。随着人群跨上缆车,我坐在靠后边一个位子,手里紧紧抓住他为我扯的那块蓝花布。缆车座位都朝上,我看到他仍站在检票口的铁栏杆前。载满人的缆车沿着轨道徐徐下滑,他向我挥手,我想对他挥手,却止住了自己。为了不去看他,也不让他看到我的脸,我掉过脸去瞧缆车道旁山腰上怪模怪样的吊脚楼、歪歪斜斜的木板房,那些窗子里透出的灯一闪一眨,随时都会熄灭似的。缆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山下,出口对着这城市最大的一个火车站,人山人海,一个喧腾的大火锅。
母亲没有睡,她在等我,给我开了门,放心地舒了一口气,重新回到床上。父亲的布鞋在床下,脸朝墙躺着。看见他,我心里突然很冲动,很想走过去。我想起了与父亲相依为命度过的所有日子,我是那么想拥抱父亲,那么想被父亲拥抱。至少仔细看看父亲,我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像一个女儿那样端详过他。
架子床只有母亲翻身的响动,父亲一定睡着了。我在堂屋尽量轻手轻脚擦洗脸和身子,去天井倒掉水后,母亲从床上抬起身,低声对我说:“早点睡吧。”我就出了房门,穿过堂屋上了阁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