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小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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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求婚是真心的,”她边说边伸出左手,中指上有一枚做工讲究的金戒。“不是9K,是24K。他真的对我很好,比我妈对我好。”她打开衣柜,“这些衣服,都是他买的。我在宾馆发廊做理发时认识他的,和他好后,他养我在家里,就在你去的那幢公寓里,天天专心学香港话。”
“那他怎么不来了?”
她脸转了过去,我看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我不知道。没办法,我才上了歌厅,那里差不多全是结了婚的男人。男人是什么货色,我看得清楚。但歌厅收入还行,其他工作挣钱少,养不起孩子。趁现在瞧上去还可挣钱,以后,不知道咋办?”她突然转变口气,面对我,恳切地说:“姨,你到香港去,能不能帮我去找他?”
难怪小米会主动领我到她住处来,难怪会这么爽直向我摊开底牌。我叹了口气,“你有他香港地址和电话吗?”
“以前我都打他的手机,现在打过去,说是用户已销号。地址从来没问过。他不说总有不说的理由,我们这种女孩都知道不应当刨根问底。”
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的话,孩子都一岁多了,父亲在哪儿都不清楚,本想指责她,但我还是忍住了。
小米说,“我上次收拾他留下的衣服,发现衣袋里有一张纸片。”她从衣柜里拿出来,“全是洋文,查了字典,是订货单,但Lee Ho Fook,像是一个饭馆,没有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
我接过来一看,“这不就是利口福吗?和你那个歌厅的名字相同。”小米脸一红。她就是到同样名字的地方挣钱,她到现在还是想着那个男人,想他可能还会出现。我问小米:“你想法找过这家店吗?”
“当然,但都说找不出个名堂。”小米说,“孩子会叫爸爸了,”她从相册里抽出一张那男人的照片给我,“姨,我老得快,做这行就靠青春色相,我老了不要紧,孩子怎么办,婊子养的?孩子至今没见到过爸爸。”她终于哭起来。
岭南学院在山上,会议主题是大陆与香港的文化交流。大陆来人很多,多数是借开会名义到香港玩。幸亏我发言排在第二天,就溜了号。从电话问号小姐那儿,打听到利口福这店名,香港有四家。问号小姐给了我四个号码。一一试了,似乎都对不上,我憋出的几句粤语怎么也说不通。再与问号小姐说,她还是给出那四个号码。
我走出校园,到路边一家榨鲜水果汁店要电话簿。店主倒很客气,让我坐下,递来电话簿。我接着,掏出钱买了杯西瓜汁,喝了一口,我把电话簿还回去,问有没有以前老的电话簿?店主说:前年的,行吗?我点点头,拿过来仔细地翻,一一查对纸条上记下的电话号码。正如我预料,还有另一家利口福。
电话拨通,我问是不是利口福?那边声音太小。我问有没有陈佳顺先生?对方说没有,撂了电话。
我明白我犯傻了,不该这么问。镇定了一下,电话通后,我改了一点声音,直接说要利口福酒楼订座。对方的声音粗壮了些,也许换了一个人回答,“小姐呀,早就改名了,叫回归大酒楼。”我心里骂了一句,真他妈的跟得紧,难怪我找不着,怎么香港一个个投机生意人比赛似的爱国?我抄下电话簿上的具体地址,与电话里那人核对,地点没变,湾仔。那人非常殷切地问:“小姐,你订座?几点?”
我说,晚上六点。
穿过修顿球场,便是庄士敦道。路过天地图书公司,我飞快瞄了下书,赶快出来。六点过五分,我走进金碧辉煌的回归大酒楼。坐下后,我就对侍者说,我要找老板说话。
老板来了,不是小米给我照片上的男人。他客气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我要找一个人,我把这人年龄和姓名讲了。
“没这个人,”他仅看了照片一眼,就还给了我,“不知道。”
他的眼睛未直接看我,在我直视他时,他的眼神斜瞟过我的脸。我凭本能感觉,他知道这个人。我再追问时,他还是客客气气,但改用香港话,速度异常快,我完全听不懂。我明白我这个北方人,想在香港做侦探,绝对不行。
我坐上巴士,垂头丧气回学院的宾馆。行人极拥挤,但车辆并未堵塞。我弄不清怎么回事,只明白一件:小米被香港男人像垃圾一样扔掉了,这个男人不敢站出来。我虽然曾有过一段婚史,但离异后,觉得做单身贵族比拖家带小好。此事看来是非追到底不可,不仅在于她是我亲外甥女,而是人的尊严被伤害得惨。我一定要把这男人抓出来。
第二天上午十点,该我发言,谈大陆女权运动的发展。评讲人是岭南学院社会学系的夏教授,一个精通各种新理论的女子,普通话说得艰难,索性滑进流利的英文。
集中注意力,我也算听懂了夏教授艰深理论术语后面的要点,无非是说香港“后殖民时期”,女权运动的起点比大陆高,诉求也比大陆高。对此,我没有争议,因为我不了解香港情况。但她的伶牙俐齿给我印象很深。或许,她是个豪爽正直的热心肠。在中午便餐时,我把她拉到一边,客套了几句,就把事情来由讲了一遍。
夏教授果然比我还激动,仗义人,可能又撞上她的研究题目。她谈到政府就无证儿童问题,在诉讼终审法院,牵涉到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居港权,小老婆的子女来港,是否必须在港的大老婆同意。这将是九七回归以来最大的一场宪制争论。她马上要了电话号码,订了回归大酒楼的座。
香港的迷人在晚上,摩天大楼,海湾,中西艺术合璧的典型,比电影中的纽约还漂亮。海风习习,气温恰到好处,一袭长裙,进到酒楼里还觉得有点儿凉。侍者周到地拿来披巾,点了菜。夏教授说,“你坐好,我去问店老板。”
等了十几分钟,我越来越不安,环顾邻桌,个个打扮得绅士淑女,碰杯欢笑。我站了起来,让侍者带我去老板办公室。
在楼梯口,我就听到玻璃门里传出声音:粤语,好像争吵得很厉害,但声音逐渐低下去。我停在那儿,动弹不了。过了好一阵子,那门才打开,夏教授走了出来,板着脸。见我在门口,也不惊奇,一声不吭朝厅堂里走,我只好跟着她,回到桌前。
菜早已上全。侍者端来一瓶上好的白葡萄酒,沁着冰块,给两个杯子斟满后说,“今天的酒菜,算店里请客。老板吩咐了,请二位贵客赏脸。”
看着侍者退下,夏教授的眼睛不屑地盯了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等着她开口,她喝了一口酒,好像是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才说,“你是对的,老板知道你要找的人。”饭店里背景歌声,很熟,是《中国心》:“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我舒了一口气,“那太好了,我们先吃饭。”
“对对,我们先吃。”她说,“这鸭舌,熏过再清蒸,我以为这样味最美。”
我尝了一口,点头称赞。为增加胃口,我转移话题,问来开会的一些人的情况。
菜吃到一半,酒喝了一半,我们几乎同时说,“那人——”我们看了对方一下,笑了,笑得勉强。是这样的,她语音尽量平缓:那人,并不像他对你外甥女说的那样,有自己的饭店,跟老板也不沾亲带故。店里小伙计,负责采购,专门到广州采购一些特殊品种,大多是这儿弄不到的野味野菜,椿芽、马齿苋等。没家小,也从未结过婚。前些阵子东南亚经济不景气,也波及这个利口福,虽然易名回归,老板也得收缩经营,不再需要大陆的一些特殊原料。这个人就被饭店解雇了。但他无处可去,一向住在饭店后楼,老板只同意他留几个星期。
小米不是二奶!这是我的头一个反应。可能她是对的,这男人爱她是真,除了他有钱这点是撒谎,那就是次要的事了。我问夏教授:“那么老板干吗怕见我?这人在哪里?”
“我们先吃饭好,否则,你就吃不下去了。”夏教授说。
但我吃不下去了。说到这份儿上,我得知道底细。她就叫我耐心点,让我听着。
那人已有大半月未回到饭店,也没留信或让人捎个话。突然有一晚,老板发现他浑身是血回来。老板很生气,怎么和帮会搞在一起?他艰难地爬上后楼的房间。老板怕黑帮追来惹祸,不敢请医生。他血流尽死了。他应该有点余钱,但什么钱也没留下,也没亲友。之后,老板才知道,他参与汕头老家偷渡人蛇。不知怎么搞的,可能起了善心,帮助有关人逃跑,被安插在香港的内线,在街上追杀了。老板图吉利消灾,请先生来店做了道场。房间里用具都是店里的,墙上有张不知哪儿弄来的女孩照片,十几寸大。做完道场,老板将所有的用具搬走烧掉,重新粉饰,供上菩萨,点上香。那是一年多前的事。
“来这家饭店,大陆官方访问团特多。”夏教授说,“老板挺爱国的,当然,谁不爱国?我也爱国,你也爱国,但我有我的方式,你有你的方式,对不?”
回到山上的学院宾馆,我洗了个澡,面朝窗站着,背海的一面,树影相叠,随风摇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小米的情人——我潜意识改了称呼,不叫“那人”或“香港男人”——或许对她真是诚心诚意。我拿起电话,琢磨怎么给小米讲,我知道她一定在等我的电话。那天清晨与她分手时,她抱着孩子说,“姨,只有你可以帮我。”眼里含着泪,充满了希望。
电话通了,我刚问她这两天怎样,好不好?她没回答我,就说开了:这两天晚上她没去歌厅,就为了等我的电话。她说有人告诉她,香港刚出新政策,允许内地非婚生子女申请到香港,但必须得到正式配偶同意。
“如果有大奶的话,”她声音控制不住地颤抖,“他可能有,那也没关系,求他让她同意,包二奶的男士得在大奶面前招供,据说政策这么讲的,这样二奶仔就可到香港。他应当管我,不管我也行,我可以躲开,让他把自己骨肉带去,他以前发过誓的,绝不会让我们母子受委屈,你是不是见到他了,他怎么样,是不是有了新人?”
小米的声音急急切切,我插不进去一句话,她根本没想过我是否在听,只顾自己激动。我看看手表,过了十分钟,全是她一人在说话。我控制着,如果不是我的外甥女,如果不是她的情人遭遇不幸,我想我会非常讨厌如此情绪化的、神经质的恳求。她差一点就要哭了,我想,我应试着理解她。她的母亲若知道这一切,会理解她吗?电话那边的声音突然问:“姨,你在听吗?”
“我在听。人还没找到。”终于有我说话的机会,我都不相信自己会这么说:“不过,我会尽我的努力找,我明天再去找。”
“他求婚是真心的,”她边说边伸出左手,中指上有一枚做工讲究的金戒。“不是9K,是24K。他真的对我很好,比我妈对我好。”她打开衣柜,“这些衣服,都是他买的。我在宾馆发廊做理发时认识他的,和他好后,他养我在家里,就在你去的那幢公寓里,天天专心学香港话。”
“那他怎么不来了?”
她脸转了过去,我看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我不知道。没办法,我才上了歌厅,那里差不多全是结了婚的男人。男人是什么货色,我看得清楚。但歌厅收入还行,其他工作挣钱少,养不起孩子。趁现在瞧上去还可挣钱,以后,不知道咋办?”她突然转变口气,面对我,恳切地说:“姨,你到香港去,能不能帮我去找他?”
难怪小米会主动领我到她住处来,难怪会这么爽直向我摊开底牌。我叹了口气,“你有他香港地址和电话吗?”
“以前我都打他的手机,现在打过去,说是用户已销号。地址从来没问过。他不说总有不说的理由,我们这种女孩都知道不应当刨根问底。”
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的话,孩子都一岁多了,父亲在哪儿都不清楚,本想指责她,但我还是忍住了。
小米说,“我上次收拾他留下的衣服,发现衣袋里有一张纸片。”她从衣柜里拿出来,“全是洋文,查了字典,是订货单,但Lee Ho Fook,像是一个饭馆,没有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
我接过来一看,“这不就是利口福吗?和你那个歌厅的名字相同。”小米脸一红。她就是到同样名字的地方挣钱,她到现在还是想着那个男人,想他可能还会出现。我问小米:“你想法找过这家店吗?”
“当然,但都说找不出个名堂。”小米说,“孩子会叫爸爸了,”她从相册里抽出一张那男人的照片给我,“姨,我老得快,做这行就靠青春色相,我老了不要紧,孩子怎么办,婊子养的?孩子至今没见到过爸爸。”她终于哭起来。
岭南学院在山上,会议主题是大陆与香港的文化交流。大陆来人很多,多数是借开会名义到香港玩。幸亏我发言排在第二天,就溜了号。从电话问号小姐那儿,打听到利口福这店名,香港有四家。问号小姐给了我四个号码。一一试了,似乎都对不上,我憋出的几句粤语怎么也说不通。再与问号小姐说,她还是给出那四个号码。
我走出校园,到路边一家榨鲜水果汁店要电话簿。店主倒很客气,让我坐下,递来电话簿。我接着,掏出钱买了杯西瓜汁,喝了一口,我把电话簿还回去,问有没有以前老的电话簿?店主说:前年的,行吗?我点点头,拿过来仔细地翻,一一查对纸条上记下的电话号码。正如我预料,还有另一家利口福。
电话拨通,我问是不是利口福?那边声音太小。我问有没有陈佳顺先生?对方说没有,撂了电话。
我明白我犯傻了,不该这么问。镇定了一下,电话通后,我改了一点声音,直接说要利口福酒楼订座。对方的声音粗壮了些,也许换了一个人回答,“小姐呀,早就改名了,叫回归大酒楼。”我心里骂了一句,真他妈的跟得紧,难怪我找不着,怎么香港一个个投机生意人比赛似的爱国?我抄下电话簿上的具体地址,与电话里那人核对,地点没变,湾仔。那人非常殷切地问:“小姐,你订座?几点?”
我说,晚上六点。
穿过修顿球场,便是庄士敦道。路过天地图书公司,我飞快瞄了下书,赶快出来。六点过五分,我走进金碧辉煌的回归大酒楼。坐下后,我就对侍者说,我要找老板说话。
老板来了,不是小米给我照片上的男人。他客气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我要找一个人,我把这人年龄和姓名讲了。
“没这个人,”他仅看了照片一眼,就还给了我,“不知道。”
他的眼睛未直接看我,在我直视他时,他的眼神斜瞟过我的脸。我凭本能感觉,他知道这个人。我再追问时,他还是客客气气,但改用香港话,速度异常快,我完全听不懂。我明白我这个北方人,想在香港做侦探,绝对不行。
我坐上巴士,垂头丧气回学院的宾馆。行人极拥挤,但车辆并未堵塞。我弄不清怎么回事,只明白一件:小米被香港男人像垃圾一样扔掉了,这个男人不敢站出来。我虽然曾有过一段婚史,但离异后,觉得做单身贵族比拖家带小好。此事看来是非追到底不可,不仅在于她是我亲外甥女,而是人的尊严被伤害得惨。我一定要把这男人抓出来。
第二天上午十点,该我发言,谈大陆女权运动的发展。评讲人是岭南学院社会学系的夏教授,一个精通各种新理论的女子,普通话说得艰难,索性滑进流利的英文。
集中注意力,我也算听懂了夏教授艰深理论术语后面的要点,无非是说香港“后殖民时期”,女权运动的起点比大陆高,诉求也比大陆高。对此,我没有争议,因为我不了解香港情况。但她的伶牙俐齿给我印象很深。或许,她是个豪爽正直的热心肠。在中午便餐时,我把她拉到一边,客套了几句,就把事情来由讲了一遍。
夏教授果然比我还激动,仗义人,可能又撞上她的研究题目。她谈到政府就无证儿童问题,在诉讼终审法院,牵涉到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居港权,小老婆的子女来港,是否必须在港的大老婆同意。这将是九七回归以来最大的一场宪制争论。她马上要了电话号码,订了回归大酒楼的座。
香港的迷人在晚上,摩天大楼,海湾,中西艺术合璧的典型,比电影中的纽约还漂亮。海风习习,气温恰到好处,一袭长裙,进到酒楼里还觉得有点儿凉。侍者周到地拿来披巾,点了菜。夏教授说,“你坐好,我去问店老板。”
等了十几分钟,我越来越不安,环顾邻桌,个个打扮得绅士淑女,碰杯欢笑。我站了起来,让侍者带我去老板办公室。
在楼梯口,我就听到玻璃门里传出声音:粤语,好像争吵得很厉害,但声音逐渐低下去。我停在那儿,动弹不了。过了好一阵子,那门才打开,夏教授走了出来,板着脸。见我在门口,也不惊奇,一声不吭朝厅堂里走,我只好跟着她,回到桌前。
菜早已上全。侍者端来一瓶上好的白葡萄酒,沁着冰块,给两个杯子斟满后说,“今天的酒菜,算店里请客。老板吩咐了,请二位贵客赏脸。”
看着侍者退下,夏教授的眼睛不屑地盯了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等着她开口,她喝了一口酒,好像是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才说,“你是对的,老板知道你要找的人。”饭店里背景歌声,很熟,是《中国心》:“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我舒了一口气,“那太好了,我们先吃饭。”
“对对,我们先吃。”她说,“这鸭舌,熏过再清蒸,我以为这样味最美。”
我尝了一口,点头称赞。为增加胃口,我转移话题,问来开会的一些人的情况。
菜吃到一半,酒喝了一半,我们几乎同时说,“那人——”我们看了对方一下,笑了,笑得勉强。是这样的,她语音尽量平缓:那人,并不像他对你外甥女说的那样,有自己的饭店,跟老板也不沾亲带故。店里小伙计,负责采购,专门到广州采购一些特殊品种,大多是这儿弄不到的野味野菜,椿芽、马齿苋等。没家小,也从未结过婚。前些阵子东南亚经济不景气,也波及这个利口福,虽然易名回归,老板也得收缩经营,不再需要大陆的一些特殊原料。这个人就被饭店解雇了。但他无处可去,一向住在饭店后楼,老板只同意他留几个星期。
小米不是二奶!这是我的头一个反应。可能她是对的,这男人爱她是真,除了他有钱这点是撒谎,那就是次要的事了。我问夏教授:“那么老板干吗怕见我?这人在哪里?”
“我们先吃饭好,否则,你就吃不下去了。”夏教授说。
但我吃不下去了。说到这份儿上,我得知道底细。她就叫我耐心点,让我听着。
那人已有大半月未回到饭店,也没留信或让人捎个话。突然有一晚,老板发现他浑身是血回来。老板很生气,怎么和帮会搞在一起?他艰难地爬上后楼的房间。老板怕黑帮追来惹祸,不敢请医生。他血流尽死了。他应该有点余钱,但什么钱也没留下,也没亲友。之后,老板才知道,他参与汕头老家偷渡人蛇。不知怎么搞的,可能起了善心,帮助有关人逃跑,被安插在香港的内线,在街上追杀了。老板图吉利消灾,请先生来店做了道场。房间里用具都是店里的,墙上有张不知哪儿弄来的女孩照片,十几寸大。做完道场,老板将所有的用具搬走烧掉,重新粉饰,供上菩萨,点上香。那是一年多前的事。
“来这家饭店,大陆官方访问团特多。”夏教授说,“老板挺爱国的,当然,谁不爱国?我也爱国,你也爱国,但我有我的方式,你有你的方式,对不?”
回到山上的学院宾馆,我洗了个澡,面朝窗站着,背海的一面,树影相叠,随风摇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小米的情人——我潜意识改了称呼,不叫“那人”或“香港男人”——或许对她真是诚心诚意。我拿起电话,琢磨怎么给小米讲,我知道她一定在等我的电话。那天清晨与她分手时,她抱着孩子说,“姨,只有你可以帮我。”眼里含着泪,充满了希望。
电话通了,我刚问她这两天怎样,好不好?她没回答我,就说开了:这两天晚上她没去歌厅,就为了等我的电话。她说有人告诉她,香港刚出新政策,允许内地非婚生子女申请到香港,但必须得到正式配偶同意。
“如果有大奶的话,”她声音控制不住地颤抖,“他可能有,那也没关系,求他让她同意,包二奶的男士得在大奶面前招供,据说政策这么讲的,这样二奶仔就可到香港。他应当管我,不管我也行,我可以躲开,让他把自己骨肉带去,他以前发过誓的,绝不会让我们母子受委屈,你是不是见到他了,他怎么样,是不是有了新人?”
小米的声音急急切切,我插不进去一句话,她根本没想过我是否在听,只顾自己激动。我看看手表,过了十分钟,全是她一人在说话。我控制着,如果不是我的外甥女,如果不是她的情人遭遇不幸,我想我会非常讨厌如此情绪化的、神经质的恳求。她差一点就要哭了,我想,我应试着理解她。她的母亲若知道这一切,会理解她吗?电话那边的声音突然问:“姨,你在听吗?”
“我在听。人还没找到。”终于有我说话的机会,我都不相信自己会这么说:“不过,我会尽我的努力找,我明天再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