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六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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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站在讲台上的孙国英老师说,“任天水的反革命罪行不是偶然的,你们听他交上来的作文,全是放毒:
“老师说国庆二十四周年的节日快到了,让我们写作文。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啊想,我天天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我爱他们。但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奶奶、外婆外公。有一天,我问妈妈。妈妈说,爷爷奶奶在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在乡下去世了。我算了算,不是一九六一年吗,怎么死的呢?爸爸说我的儿子和我一样,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爸爸难过地说,爷爷奶奶在乡下没饭吃饿死的。
“我相信爸爸的话,学校总让我们参加附近生产队的忆苦思甜会,吃又苦又涩的野菜汤,我吃不下去,但一想到爷爷奶奶连野菜汤都吃不到,我一大碗就喝下去了。那么外婆外公呢?爸爸妈妈不说话了。真是太奇怪了。夜里听见妈妈对爸爸说:我爸爸妈妈一去美国二十三年,也没音信,恐怕难以生还。妈妈还哭了。
“我明白了,外婆外公难以生还,是说他们也像爷爷奶奶一样死了吗?我才不信呢,我长大一定要去找他们,我们在十一国庆节团圆,这多好啊!”太阳的余光使我身上的紫色布裙变得很淡,很柔和,跟这城市天气最好时天空的颜色一样。但我和丈夫脸上都像挂了一堵墙,家里像无人似的安静,只有吹风机的呜呜声在响。我刚洗过头发。
丈夫走了过来,说:“我来帮你。”他脸上的墙出现一扇打开的门,“我们好好谈谈,行吗?”
如果你一直是这种态度对我就好了。我把吹风机和梳子递给他。
他一边吹我的头发,一边说,杂志社刚开过会,传达中宣部关于调整文艺方针的文件,要收缩了,纠正思想,报纸出版社杂志社属第一拨整顿。我拔掉电插头,对他说:你有什么话直讲行不行?吹风机停了之后,房间是真的静极了。
那好,你别生气。我看了你的小说,又没经过你的同意。小说结局能不能改改?
我用一条花手绢把披散在肩上的头发束起来。
你写的那个班主任,她和任天水的父母在“文革”前有仇,任的母亲在五十年代是特级教师,而她评不上。在“文革”最闹腾时期她没报复,是她身体不好,一直生病,而任的父母有海外关系,做人小心翼翼,甚至躲到偏远的小镇去。还有一个原因,长相平庸的女人嫉恨漂亮女人。这样的安排以及心理都写得很好。
丈夫已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抽着烟,不让我有插话的机会:“那句反标,绝非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所为,是有幕后黑手,受人教唆,当然是父母。对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嫌疑犯,公安局岂肯轻饶,迅速查出任天水的外婆外公一九四九年不是去了美国,而是逃到台湾。这样的写法也很有意思。”
“你既然在谈我的小说,那也得听我说话。”
“你先听我说完,行吗?”丈夫熄掉烟,“我是编辑,天天看的稿有一打,什么样的小说题材没见过?但你是我的妻子,那就不一样了。”
“你不用说,我都懂。”我平静地说。他心里有气,我几天不理他,或许应说他有理由,“你不就是反对小说结局:任天水的父母被抓起来,关在学校顶楼的黑房子里,让小小的任天水去送饭。你别心里有鬼,我不是写你,尽管你父母也被关起来过,你也送过饭送过水,但你们一家人现在不都活得好好的吗?”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你这就明白了。”丈夫脸上终于出现了笑容,“请问,我天才的小说家,你的小说越写越疯狂,居然把你笔下的任天水父母置于一场大火中,甚至连送饭的任天水也不放过,他人小,力气小,喊叫没人应,打不烂锁住的门,看着父母被火活活吞灭,而不逃走,情愿自己也被火吞灭。这未免太残酷了吧?”
“‘文革’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我说。
“但不必照实去写。你笔下的班主任孙国英,哦,你了不起,用了真名,现在爬上区教育局局长的位子。万一上法庭,你有足够证据?”
同名的人多着呢?我感到自己根本不是丈夫的争论对手。
丈夫又笑了。“悠着点!伤痕文学题材早已过时。这篇文字略显平实,无助你的文名。还是写点轻灵淡雅的,诗意一些的。”他的手指敲着沙发,好像这桩事情已经不必多议似的。他转了话题,“我还想早一天当父亲。”
我再也坐不住了,目光触到桌上的铜猫,我把它拿在手里,站起身来。
丈夫看到我的脸色,许久没吱声。
“行了行了,你写你的,”丈夫恳切地说,“但至少答应我别直接点人名,把这个小说的结尾改得模糊一些,这起码的要求总是可以做到的吧?”
“不——”我冷静地说,“我这篇小说不是作为艺术来欣赏的。最多不发表。但如果有杂志胆子大不怕事,敢登,我就愿意承担后果。”丈夫没再说话,我也没说话。时间仿佛隔了一会儿,可能相距很长。我的手在铜猫的尾巴上移动,神思恍惚,我对丈夫说:我的铜猫像是被火烧过?
“给你说了半天也等于零。成天火、火、火,有完没完?不就你小时遇见过一场大火吗?”
“我遇见过一场大火?”我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
丈夫不以为然地说:“你小时住的那个地区发生过一场特大的火灾,烧死了一对夫妻,好像还有一个孩子。我跟着救火队跑了一个多小时,跑去看热闹。你手里这个破烂就是我在那场火扑灭后拾到的。”
“那是什么时候?”我的声音嘶哑而无力。
“好像是一个国庆节,嗯,国庆节后吧。我记不得了。”丈夫起身,打了个呵欠说,“今天看来说不通你,瞧着,我明天会接着说的,这是为你好。”他进了卧室。满城的焰火,天空被描得色彩斑斓,一块一块,一团一团,江上的汽笛齐鸣,对岸港口绽开了所有的霓虹灯,解放碑也灯火辉煌,矗立在楼群之中。夜山城,毫无倦意地欢腾着,爆竹从小巷、街口炸入天空,射向黑暗,偶尔落下一些小礼物来,绚丽的光亮,不断映出孩子们穿着新衣奔来奔去的身影。
我无法入睡。我的眼前总晃过六指的模样,已有好几天不见他了。但我感觉到他似乎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只要我去找他,我就可以见到他。
清晨,我走出门。浓雾遮住了房屋、树、街道,远处的山峦更是白茫茫一片。我沿着石子铺成的小路慢慢走入雾中。小路上洒满了夜里爆竹纸屑,厚厚的一层。
宽的石阶,窄的石阶,上上下下,交叉迂回在低矮和高耸在山腰的房子之间,发黑的旧木板裂着缝,我小心翼翼,以免走偏了踩到路边房子的屋顶。这时,我听到了水声,和江水拍打岸的声音不同,潺潺的,像乐曲。顺着水声,我穿过桥,向上爬石梯。石梯右旁是峭岩,左边长满了粉红色的夹竹桃,雾在朝山下退,退得很慢。
六指好像在石梯顶端站着,如那个雨夜他向我招手一样。
雾散尽。我的辫子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雾气湿透的头发、衣裙滴着水珠。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处临江靠半山腰的地方:一个大操场在路的下面,一个小操场在路的上面,成阶梯状。操场边上大多是新盖的四五层楼高的房子。我四下看了看,径直朝小操场的台阶走去。
两个篮球架在操场两端,靠近围墙的一端有个沙坑。这是一个学校?我绕过沙坑,沿着围墙走,见一扇门,便推开,走了进去。
大概是节日,学校放假,所以安静极了,几只麻雀从屋檐飞出,几乎擦着我的头。我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在一座残留着八个圆柱支撑的两层楼的建筑物前,我停了下来。被截断的部分,木柱和砖有着比我的铜猫身上还深厚的黑印记,微风里竟有一股呛人的气味。旁边的泡桐树齐腰,三个双杠一个高低杠立在空地上,那么单调。我走下长满青苔的一排石阶,凑近紧闭的门:里面黑黝黝的,似乎放了一些烂课桌椅凳和锄头扫帚之类的东西,灰尘沾了我一脸。
“来呀,苏菡。”我听见六指的声音。
我走上这幢残楼嘎吱响的木梯,停在栏杆前,顺着声音望去:站在江边的六指,人影显得很小,他手里拿着一片洁净的扁扁的小石块,说:“来呀,苏菡,你不是最喜欢打水漂,我们一起来玩!”
我感到脚步沉重起来,我在朝谁走去?我在朝什么地方走去?难道心是由于破碎了才那么鲜亮?
“你总是打得比我远,漂出的声音比我吹的笛子还好听!”六指在说。
我想朝他背转过身,但我办不到。
接过他手心里的小石片,我真真切切看清了:他的右手大拇指分叉出一个拇指,整个手掌黑乎乎的,烧焦了。石片一下从我手里掉出,却并未沉入江里,而是在波浪上弹琴般跳跃着。溅起的水花像喷泉一样漂亮。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看不清,只感觉到石片仍在一点点弹远,然后,飞了起来。
“同学们,”站在讲台上的孙国英老师说,“任天水的反革命罪行不是偶然的,你们听他交上来的作文,全是放毒:
“老师说国庆二十四周年的节日快到了,让我们写作文。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啊想,我天天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我爱他们。但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奶奶、外婆外公。有一天,我问妈妈。妈妈说,爷爷奶奶在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在乡下去世了。我算了算,不是一九六一年吗,怎么死的呢?爸爸说我的儿子和我一样,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爸爸难过地说,爷爷奶奶在乡下没饭吃饿死的。
“我相信爸爸的话,学校总让我们参加附近生产队的忆苦思甜会,吃又苦又涩的野菜汤,我吃不下去,但一想到爷爷奶奶连野菜汤都吃不到,我一大碗就喝下去了。那么外婆外公呢?爸爸妈妈不说话了。真是太奇怪了。夜里听见妈妈对爸爸说:我爸爸妈妈一去美国二十三年,也没音信,恐怕难以生还。妈妈还哭了。
“我明白了,外婆外公难以生还,是说他们也像爷爷奶奶一样死了吗?我才不信呢,我长大一定要去找他们,我们在十一国庆节团圆,这多好啊!”太阳的余光使我身上的紫色布裙变得很淡,很柔和,跟这城市天气最好时天空的颜色一样。但我和丈夫脸上都像挂了一堵墙,家里像无人似的安静,只有吹风机的呜呜声在响。我刚洗过头发。
丈夫走了过来,说:“我来帮你。”他脸上的墙出现一扇打开的门,“我们好好谈谈,行吗?”
如果你一直是这种态度对我就好了。我把吹风机和梳子递给他。
他一边吹我的头发,一边说,杂志社刚开过会,传达中宣部关于调整文艺方针的文件,要收缩了,纠正思想,报纸出版社杂志社属第一拨整顿。我拔掉电插头,对他说:你有什么话直讲行不行?吹风机停了之后,房间是真的静极了。
那好,你别生气。我看了你的小说,又没经过你的同意。小说结局能不能改改?
我用一条花手绢把披散在肩上的头发束起来。
你写的那个班主任,她和任天水的父母在“文革”前有仇,任的母亲在五十年代是特级教师,而她评不上。在“文革”最闹腾时期她没报复,是她身体不好,一直生病,而任的父母有海外关系,做人小心翼翼,甚至躲到偏远的小镇去。还有一个原因,长相平庸的女人嫉恨漂亮女人。这样的安排以及心理都写得很好。
丈夫已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抽着烟,不让我有插话的机会:“那句反标,绝非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所为,是有幕后黑手,受人教唆,当然是父母。对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嫌疑犯,公安局岂肯轻饶,迅速查出任天水的外婆外公一九四九年不是去了美国,而是逃到台湾。这样的写法也很有意思。”
“你既然在谈我的小说,那也得听我说话。”
“你先听我说完,行吗?”丈夫熄掉烟,“我是编辑,天天看的稿有一打,什么样的小说题材没见过?但你是我的妻子,那就不一样了。”
“你不用说,我都懂。”我平静地说。他心里有气,我几天不理他,或许应说他有理由,“你不就是反对小说结局:任天水的父母被抓起来,关在学校顶楼的黑房子里,让小小的任天水去送饭。你别心里有鬼,我不是写你,尽管你父母也被关起来过,你也送过饭送过水,但你们一家人现在不都活得好好的吗?”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你这就明白了。”丈夫脸上终于出现了笑容,“请问,我天才的小说家,你的小说越写越疯狂,居然把你笔下的任天水父母置于一场大火中,甚至连送饭的任天水也不放过,他人小,力气小,喊叫没人应,打不烂锁住的门,看着父母被火活活吞灭,而不逃走,情愿自己也被火吞灭。这未免太残酷了吧?”
“‘文革’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我说。
“但不必照实去写。你笔下的班主任孙国英,哦,你了不起,用了真名,现在爬上区教育局局长的位子。万一上法庭,你有足够证据?”
同名的人多着呢?我感到自己根本不是丈夫的争论对手。
丈夫又笑了。“悠着点!伤痕文学题材早已过时。这篇文字略显平实,无助你的文名。还是写点轻灵淡雅的,诗意一些的。”他的手指敲着沙发,好像这桩事情已经不必多议似的。他转了话题,“我还想早一天当父亲。”
我再也坐不住了,目光触到桌上的铜猫,我把它拿在手里,站起身来。
丈夫看到我的脸色,许久没吱声。
“行了行了,你写你的,”丈夫恳切地说,“但至少答应我别直接点人名,把这个小说的结尾改得模糊一些,这起码的要求总是可以做到的吧?”
“不——”我冷静地说,“我这篇小说不是作为艺术来欣赏的。最多不发表。但如果有杂志胆子大不怕事,敢登,我就愿意承担后果。”丈夫没再说话,我也没说话。时间仿佛隔了一会儿,可能相距很长。我的手在铜猫的尾巴上移动,神思恍惚,我对丈夫说:我的铜猫像是被火烧过?
“给你说了半天也等于零。成天火、火、火,有完没完?不就你小时遇见过一场大火吗?”
“我遇见过一场大火?”我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
丈夫不以为然地说:“你小时住的那个地区发生过一场特大的火灾,烧死了一对夫妻,好像还有一个孩子。我跟着救火队跑了一个多小时,跑去看热闹。你手里这个破烂就是我在那场火扑灭后拾到的。”
“那是什么时候?”我的声音嘶哑而无力。
“好像是一个国庆节,嗯,国庆节后吧。我记不得了。”丈夫起身,打了个呵欠说,“今天看来说不通你,瞧着,我明天会接着说的,这是为你好。”他进了卧室。满城的焰火,天空被描得色彩斑斓,一块一块,一团一团,江上的汽笛齐鸣,对岸港口绽开了所有的霓虹灯,解放碑也灯火辉煌,矗立在楼群之中。夜山城,毫无倦意地欢腾着,爆竹从小巷、街口炸入天空,射向黑暗,偶尔落下一些小礼物来,绚丽的光亮,不断映出孩子们穿着新衣奔来奔去的身影。
我无法入睡。我的眼前总晃过六指的模样,已有好几天不见他了。但我感觉到他似乎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只要我去找他,我就可以见到他。
清晨,我走出门。浓雾遮住了房屋、树、街道,远处的山峦更是白茫茫一片。我沿着石子铺成的小路慢慢走入雾中。小路上洒满了夜里爆竹纸屑,厚厚的一层。
宽的石阶,窄的石阶,上上下下,交叉迂回在低矮和高耸在山腰的房子之间,发黑的旧木板裂着缝,我小心翼翼,以免走偏了踩到路边房子的屋顶。这时,我听到了水声,和江水拍打岸的声音不同,潺潺的,像乐曲。顺着水声,我穿过桥,向上爬石梯。石梯右旁是峭岩,左边长满了粉红色的夹竹桃,雾在朝山下退,退得很慢。
六指好像在石梯顶端站着,如那个雨夜他向我招手一样。
雾散尽。我的辫子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雾气湿透的头发、衣裙滴着水珠。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处临江靠半山腰的地方:一个大操场在路的下面,一个小操场在路的上面,成阶梯状。操场边上大多是新盖的四五层楼高的房子。我四下看了看,径直朝小操场的台阶走去。
两个篮球架在操场两端,靠近围墙的一端有个沙坑。这是一个学校?我绕过沙坑,沿着围墙走,见一扇门,便推开,走了进去。
大概是节日,学校放假,所以安静极了,几只麻雀从屋檐飞出,几乎擦着我的头。我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在一座残留着八个圆柱支撑的两层楼的建筑物前,我停了下来。被截断的部分,木柱和砖有着比我的铜猫身上还深厚的黑印记,微风里竟有一股呛人的气味。旁边的泡桐树齐腰,三个双杠一个高低杠立在空地上,那么单调。我走下长满青苔的一排石阶,凑近紧闭的门:里面黑黝黝的,似乎放了一些烂课桌椅凳和锄头扫帚之类的东西,灰尘沾了我一脸。
“来呀,苏菡。”我听见六指的声音。
我走上这幢残楼嘎吱响的木梯,停在栏杆前,顺着声音望去:站在江边的六指,人影显得很小,他手里拿着一片洁净的扁扁的小石块,说:“来呀,苏菡,你不是最喜欢打水漂,我们一起来玩!”
我感到脚步沉重起来,我在朝谁走去?我在朝什么地方走去?难道心是由于破碎了才那么鲜亮?
“你总是打得比我远,漂出的声音比我吹的笛子还好听!”六指在说。
我想朝他背转过身,但我办不到。
接过他手心里的小石片,我真真切切看清了:他的右手大拇指分叉出一个拇指,整个手掌黑乎乎的,烧焦了。石片一下从我手里掉出,却并未沉入江里,而是在波浪上弹琴般跳跃着。溅起的水花像喷泉一样漂亮。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看不清,只感觉到石片仍在一点点弹远,然后,飞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