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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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里，盐税是我党军政机关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广大革命盐务工作者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受命坚持原地斗争，提出了“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的响亮口号，身背短枪，怀揣税票，回旋于敌我之隙，奔波于亭灶之间，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辛劳和热血。革命盐务干部的艰苦斗争，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一部分旧盐务机构职员的理解与支持，那种鱼水相得的信任和无私忘我的掩护，共同谱写了苏中革命盐务史上灿烂的篇章。
下面搜集整理的是发生在南通盐区两次革命战争中的三则小故事。
船主陶志仁
船主陶志仁，腿有残疾，人称“陶瘸子”家住启东县吕四镇北面靠海边的袁家灶。早年从事渔业劳动，后来成为吕四一带有名的船主。在旧政权时期，他深受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的剥削和地方官吏的明敲暗诈，1929年被海匪沈官喜烧毁一条船，1938年又被日寇炸毁另一条船，日子过得很不安宁，因而憎恨当时的社会。1940年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他亲眼目睹新四军真心抗日，共产党干部全心为民，因而能在国难深重之时深明大义，冒险掩护我党盐务干部。
1943年1月，日寇和汪伪对苏中四分区实行“清乡”沿范公堤一线用毛竹篱笆构筑成封锁线，吕四周边约二、三十方里的狭长地区内碉堡林立，使我盐务人员的收税活动受到很大阻碍。而吕四一带一向是我大宗税收的重要来源，渔税、鲁盐税、货物税等都要从这里征收，我方势在必争。
这年春季里的一天，我余中盐场公署吕四放盐分处（板鲁盐分处）得知袁家灶船主潘滋洪由山东跑载回来后没有申报纳税，分处主任陈石林、会计柏友石立即前往征税。考虑到潘的大儿子潘鹤群是汪伪政权的乡长，为谨慎起见，未直奔潘家。二人先到陶志仁家，了解了潘的情况，然后叫陶的小儿子陶锦江陪同，一起前往潘家。到达潘家后，先对潘滋洪进行抗日爱国、义务纳税的教育，然后查阅进出口单据，并到库房实地查核来货。不料陈、柏二人的活动已被敌伪情报员知晓，报告了潘鹤群；潘立即到吕四镇向日伪报告，敌人随即派出几十名便衣队，飞奔袁家灶进行兜捕。袁家灶距吕四镇仅5公里，敌人眼看就要到了！幸亏潘宅位于陶宅的东北边，从吕四到潘家，必须走陶家宅旁的大路上经过。这天近午，陶志仁远远望见南面路上匆匆忙忙跑过来一队陌生人，心里起了疑，马上意识到可能是姓潘的伪乡长又在搞鬼，便马上对在他家做独轮车车夫的长工说：“长富，快到潘家去报个信！要是潘家的人问你，你就说是来喊锦江回家吃中饭的。快去！”当陈、柏二人得到长富送来的消息时，敌人距离潘宅已经只有三四百米远了。从前门撤离已不可能，陶锦江灵机一动，当即带领陈、柏二人从潘家后门直奔海滩，然后迅速化装，混在“下小海”的人群中，使二人得以脱险。
同年8月，新四军苏中海防团要运送一批军需物资去军区，指令板鲁分处负责动员6只渔船参加运输。接受任务后，分处决定在陶志仁家召集泗港、长梢两乡干部开会，研究具体落实措施。开会这天，陶志仁预先把小孩全部送到亲戚家，家中只剩下他和小儿媳以及推车工长富等3人，所以家里显得很清静。陶宅是三关厢的大房子，正房朝南，对着大门，东西各有厢房。陶把开会地点安排在朝西屋北首他的小儿媳房中，这样即使有人从大门入宅也不容易发现房中的情况。参加会议的，有海防团的参谋长和指导员，长梢乡乡长陈德昌，泗港乡乡长沈元亮、指导员高渭清，以及板鲁分处主任陈石林、会计柏友石等人。会议开始后，派出警戒人员，严密注视南面吕四方向可能出现的敌情。陶志仁也搬了一张凳子坐在门口了望。下午四点，会议正在进行。这时，警戒人员未加注意的北面反而出现了敌情：有几十个日本鬼子突然出现在陶宅后面不远处的一条小路上，正对着陶宅大步走来。由于事出意外，等到发现敌情，撤退人员已经来不及了！会议室内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紧张得每一个人的胸前都仿佛揣了一只小兔子似的“突突”乱跳。海防团的同志唿地一声站起来说：“我们共有8支枪，就是和鬼子拼光了，也决不能当俘虏！”也有人建议：“且先做好战斗准备，看看敌人的动向再说！”这时陶志仁立即传话进来，嘱咐大家不要轻举妄动，要见机行事。一面一瘸一拐地东跑西走，以最快的动作，在暂厝于正屋中的老伴灵柩前摆设供品，点烛烧香化纸。这时敌人已经拥到陶宅的大门口。陶志仁化完纸钱后，立即转身迎上前去，主动说明：“今天是老太婆烧三七（暗示家中有事并有客人来）。”又试探着问站在鬼子旁边的陶翻译官，说：“先生们来，有事吗？”陶翻译说：“是来收税的。”一听这话，陶志仁知道敌人不是冲着开会的人来的，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连忙说：“好的，好的。”边说，边走进内房里，从箱中取出3万元伪币放在身上，转身向陶翻译说：“今天我手头不便。我跟你到吕四镇去想办法吧。”一边大声喊：“长富，推车！我要跟陶翻译官上一趟吕四！”长富应声而出，连忙推起独轱辘木轮车在前边引路。陶翻译见陶志仁为人爽快，也就没有再停留，一行人直向吕四镇方向走去了。鬼子一离开，所有与会人员立即离开陶宅，飞速向长梢乡转移而去了。
陶志仁一路上与陶翻译边走边谈，两人说话甚是投机。走到半路，陶志仁把随身所带的3万元伪钞悄悄地塞到陶翻译手中，当即脱身回家去了。敌人走到十六总，遇到他们的情报员，才知道当天有人在陶志仁家中开会，立刻火急火燎地掉头“杀回马枪”当这一群人气喘吁吁地奔到陶宅，开口向陶志仁要人时，陶佯着不解地说：“今天我家不曾来什么人呀，你们各位都是亲眼看到的嘛！如果不信，请到屋里搜查。”敌人四处搜寻，哪里还有开会的人影？敌人搜不到证据，只好灰溜溜地缩回去了。
义务税收员
吕四同仁泰盐业公司有个板晒场，在启东县吕四镇以东18里。系由清末状元、南通实业家张謇于1906年创办，专门生产板晒盐，故此俗称大板场。所产盐历来由南通城里的大咸盐栈经销。
抗日战争期间，板晒场一直坚持正常生产。抗日民主政府派出专职驻场员，验收每日产盐入库数量，登记造册，并在销售出场时征收盐税。在此期间，驻场员结识了在板晒场负责庶务的主任、同仁泰盐业公司的职员江锡九，并把他介绍给民主政府吕四区当时的区长印伯华和政委石根。印、石两人经常给江锡九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慢慢地启发了他的革命觉悟。后来关系熟了，见面时不称姓名，只亲热地称呼他“小江”待他如同革命队伍里的同志。
1942年6月，日寇占领了吕四镇。1943年1月，日伪开始“清乡”敌我之间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南通大咸盐栈也停止了业务活动，授权由各盐场自产自销，自行纳税。大板场处在敌人大小据点的重重包围之中。我民主政府派员长驻该场收税已经不可能。
一天，我东南行署财经局长陈世魁和吕四财经分局负责人陈石林找到江锡九，商谈板晒场在反“清乡”斗争期间盐税的缴纳问题。那时，江已被同仁泰盐业公司聘为副经理，住在吕四镇上，全权负责处理大板场的产销、纳税问题。陈世魁开门见山地说：“小江，有件事同你商议：现在日伪出动频繁，我们派人驻场多有不便，但板晒场的盐税又不能短收。这件事怎么办？想听听你的意见。”陈石林也笑着说：“不知江经理有什么高招儿？”江锡九沉吟片刻，诚恳地说：“你们看，能不能这样：盐税由公司包缴包送，十天结一次账，半个月送一次税款？”陈石林高兴地说：“好办法，到底是当经理的。只是款子由谁负责送呢？这可是一件担风险的事，总不能让你大经理亲自冒这个险吧？”“我想好了，款子还是由我亲自送，别人送不合适。”江锡九话锋一转，笑着说：“就怕同志们不放心我啊！”一句话说得陈世魁和陈石林都笑起来了，连忙说：“哪里话！早就是一家人了嘛！只是太难为你了啊！”江锡九坚定地说：“你们共产党抗日救国，还不是为了大家？我担当这点风险，算不了什么。请首长放心，不管有多大风险，我江锡九一定要完成任务！”
从此，江锡九就以公司副经理的身份，早出晚归，常驻板晒场。他每天巧妙地与日伪人员周旋，认真验收盐斤，检查偷漏，按期向我抗日民主政府缴纳盐税款，从未间断，也很少发生差错。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是我方不在编制以内的“义务税收员”
1943年6月，田野里的青纱帐已经长起一人来高了。一天，江锡九带着20多万元伪币的税款，坐了一辆独轮小车，前往吕复乡，向驻在那里的我吕四区政府缴税。两人从位于吕四镇东北角的同仁泰盐业公司出发，出了镇东门，穿过洛伽乡，向南约摸走了五六里路，来到十四总牛桥北侧，停下车子，坐在路边小憩。这时，忽见西边半里路外出现了四、五十个日伪军，带着几辆木轮车，车上插着膏药旗，直奔牛桥而来。“不对头！”江锡九大惊，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看样子这是到大闸口方向去的敌人。真是阎罗王碰上对面鬼啦！得赶快避开，否则要坏大事！”想到这里，他一跃而起，坐上小车，吩咐推车人马上推车过桥。过桥后，又疾步向南走了几十步，便立即离开大路，取道埭路向西奔去。不一会，敌人走到了桥边。一个敌酋模样的人举起望远镜向西南方向眺望，一边问翻译官张国华：“你的看一看，那两个人，是的不是新四军的探子？”张国华接过望远镜，一看，认得是江锡九，但嘴里却肯定地说：“报告太君，那两个人，看样子，好像是生意人。”等到敌人向东走远了，江锡九才从西边埭路上退回来，重新取路到达吕复乡中部，找到我区政府。走进屋门，两人惊魂始定，额头上还在直冒冷汗呢！区长徐瑞彬、政委石根连忙让坐倒茶，询问情况。江锡九告诉他们说：“这张翻译常来我们同仁泰公司。每次来，我们都给他些甜头，所以这一次能帮助我们解除危险。”徐、石两人一边安慰江锡九，一边吩咐人摆出酒饭压惊解乏。临别，又嘱咐江以后多加小心，要随机应变，并注意继续同张翻译搞好关系。
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以后每次送款，江锡九总要派人给徐区长事先报个信，徐便派人在暗中接应。约摸过了半个月，区政府已移驻一堤乡中部。一天，江锡九又带着20余万元税款，仍坐独轮小车前往区政府。他们从吕四镇出发，向东到达斜河口，再往东行；当走到离蒋大姐店不足三垗地的地方时，忽然看到有两个敌人在店门外边走来走去。原来，两个班的敌人正从大闸口前往吕四镇调防，途经蒋大姐店。可能是走累了，便拥进店里歇息，这门外的两个乃是放哨的。说时迟，那时快，江锡九吩咐推车人立即拐弯，离开原路急步向南走。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二十来个敌人一齐从店门里拥出来，站到了门前场上。一个伪军官举起望远镜望了一会，转身命令一个士兵开枪射击。只见那个士兵端起长枪，开始瞄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只听“砰砰”两枪，那个端枪瞄准的士兵应声而倒；接着又听见“轰轰”两声巨响，两颗手榴弹在距敌群不远的地方开了花。敌人以为遭遇了新四军的大部队，不敢恋战，慌忙整队离开蒋大姐店，溜下范公堤，沿着堤岸脚往吕四镇去了。趁此机会，推车人一阵紧跑，顺利到达一堤乡，向我区政府财经副主任张席珍缴上了税款。“哈哈，我们今天给敌人耍了个空城计！”江锡九缴完税款，刚要走出区政府的屋门，迎面正好碰上从外边执行任务归来的区政府短枪队员陆顺昌等3个人。原来，刚才向敌人开火的就是他们。要不是他们先发制人，那可就玄啦！
1943年冬，正是敌人大搞“延期清乡”的时期，日伪的特工人员像恶毒的鹰犬一样到处乱窜。这年冬天干旱连晴，盐产量高，税款也收得多。那时我吕四区政府已转移到板晒场附近，与板晒场仅隔一条大河。一天，江锡九早早就从吕四镇家里到了大板场。他瞅准一个空子，绕过河去，将筹集好的70余万元税款顺利地交给了区政府。在返回吕四的路上，因为心里轻松，放松了了望。不料却被隐藏在路边小店里的日伪特工队拦个正着。“站住！干什么的？”一阵吆喝，吓了江锡九一跳。但他马上镇定下来，满脸堆笑地说：“我是同仁泰盐业公司的副经理，早上下乡去督查本公司所属大板场的盐业生产，现在要回吕四去。”“有良民证吗？”“有，有。”一个特工装模作样地察看江锡九递过来的“良民证”另一个特工便在江锡九浑身上下仔细地搜摸起来。不一会，3000多元伪币，一块手表，便成了他们的“战利品”“跟我们走一趟吧！”为首的特工还不罢休。到了吕四镇，因为没有抓住什么“通共”的把柄，只好把江锡九放了。每当妻子惋惜他被敌人一次又一次敲诈去的钱财时，江锡九总是说：“新四军为了抗日救国连性命都舍得丢，我损失这一点钱财，又算得了什么？”
血染的盐税款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在如东县苴镇的秦家庄恢复建立了淮南盐务管理局，陈诚中任局长。在南通盐区设立余丰分局，洪振亚任分局长，机关常驻苴镇一带。下辖吕四、余中、北坎、何灶、环港等几个盐场办事处。为了缉私护税，分局成立了一个盐警大队，大队长陈志丰，教导员周毅平。队员共有20余人，有步枪十几支，并有加拿大造的捷克式轻机枪1挺。
1947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向苏中解放区发动了猖狂进攻。我华中野战军在七战七捷之后主动北撤。余丰分局的全体盐务干部奉命坚持原地斗争。那时，沿交通干线的城镇先后都被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还乡团占领，革命盐务干部的回旋余地很小。分局盐警大队的主要任务，也由当初的缉私护税，转变为负责将各盐场办事处上缴的盐税款武装护送到我苏皖边区军政机关。大队原本装备有1条快船，后奉命调配给孙二富的海防团使用。这样一来，盐税款的押解就只有通过陆路这一条途径了。
1947年5月，正当麦子黄熟等待开镰收割的时候，位于海门县东灶港一带的余中盐场办事处主任张炎、副主任龚一清派人送来字条：“本处收得大批盐税款，急待押解，请立即来取。”于是，洪局长即令周教导员带队，从速前往取款。
当天夜里，盐警大队20余人，由海门来的送信人在前领路，从苴镇一带出发，乘着夜色赶往东灶港。天刚蒙蒙亮，队伍来到距东灶港不远处的朱家饭店附近。周教导员下令队伍原地休息，同时叫送信人回场处通知张主任、龚副主任前来交割盐税款与税票存根。
过了一会，两位主任运载款票如约赶到。不过一袋烟工夫，票款两清，交割完毕。周教导员与张炎、龚一清两同志一一握手道别。盐警队员们拿起已经分装好的布袋，扛的扛，挑的挑，准备原路返回。
就在这时，附近村庄有民兵来报：“有几个带枪的人下乡敲竹杠，一路朝这边走过来了！”周毅平一听来了劲，连忙问：“他们有几个人？”来人说：“好像只有十来个人。”周眉头一皱，想了片刻，右手提起拳头用力向下一砸，决断地说：“来得正好，送上门来的货色不能不要！打，打它个措手不及，吃掉它！”随即从腰间拔出驳壳枪，扳开大机头，命令队员们立即就近隐蔽，准备战斗，一面派人联络附近的乡游击队，要求配合。
这时，太阳正从遥远的东方慢慢升起来，约有一树头高。不一会，前方远处出现了几个带枪的人影。果然是国民党军队！一个，两个，总共约有十来个。周毅平看得真切，等到敌人一进入射程以内，立即大声命令：“打！”手拿长枪的盐警队员们一齐向敌人开了火。机枪手瞄准敌人扣动了扳机，谁知“咔嚓”一声，机枪卡了壳。周毅平见状眉头一拧，立即命令：“迅速排除故障！”一边挥动手枪向走近了的敌人开了枪。张炎、龚一清也扣动手枪扳机向敌人开了火。
敌人受到意外的攻击，有的中弹倒地，其余的趴在地上开枪顽抗。“砰！砰砰！砰砰砰！”双方开始对射起来。这边轻机枪的故障总是排除不了，真是越急越不顺，窘得机枪手满头都是汗。虽然乡游击队及时赶来参战，但因火力不能压过敌人，不好发起冲锋解决战斗。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几分钟。
忽然，敌人的数量开始增加起来。后到的敌人带来了轻机枪。一时枪声大作，仿佛炒豆子一般爆响起来，压得我方队员抬不起头来。
“显然，情报有误。敌人不是只有十几个人，而是有一大批人！我方已经绝无取胜的可能。如再迟疑，等敌人醒悟后分兵从两翼包抄过来，不但盐税款解不回去，盐警大队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想到这里，周教导员当机立断，一面请乡游击队立即派人，将情况飞报我苏皖边区九专署军政首长梁灵光，请求派部队火速增援，一面命令盐警队员们边打边撤，又特别命令事务长张卿协助机枪手撤退机枪。
队员们立即背起各自的钱口袋，猫着腰钻入麦田，奔下沟坎，往后飞跑。“砰！砰！嗒嗒嗒嗒”敌人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发起了冲锋，枪弹在我盐警队员们的身后尖声呼啸，打得金黄色的麦穗子漫天乱飞。余中盐场办事处副主任龚一清这时也提起一袋钞票，同盐警队员们一起向北撤离。他刚跑上麦地的田埂，还没有来得及钻入麦地，就被敌人一连串急速的机枪点射击中。他的身体仿佛被人从背后猛力一推似的，一个踉跄“扑通”一声，俯首向前栽倒在田埂上。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梁灵光急调的增援部队一个快速连跑步赶到，立即向敌人开火，截住了敌人的追击。敌人的数量还在增加，我增援部队也开始陷入了被动地位。正在这难解难分的时刻，梁灵光派出的又一拨增援部队两个主力团跑步赶到，投入了战斗。盐警大队见状也返身投入反击。敌人终于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在密集的机枪火力掩护下狼狈撤逃。
事后查明，敌人的总兵力竟是足足两个加强营！早晨在东灶港一带乡民家里敲诈骚扰的十几个人，只不过是敌人先头部队派出的侦察兵。情报有假，判断失误，要不是梁灵光及时派出部队火速援救，那样我盐警部队的结果就很难说了。真玄哪！
敌人退走后，盐警队员们在田埂上找到了龚一清副主任的遗体。大家发现他的背上中了7颗子弹。在他的身子下面，实实地压着他用而立之岁的年轻生命换来的一口袋钞票。口袋里的每一扎钞票上，都浸染了烈士殷红的鲜血。在场的周教导员和战友们都难过地低下了头。
余中盐场办事处主任张炎亲自购买了上好的棺材，含着眼泪收殓了龚一清的遗体。又亲扶灵柩护送烈士遗体回到他的家乡——东台县郝苴乡。当张主任一行到达烈士家庭所在的村庄时，早有烈士的寡母、孀妻、孤女一家三口全身重孝，呼天抢地，奔嚎而出，齐刷刷地扑倒在灵柩上，一声声呼唤着烈士的英名，捶棺放声恸哭，当时就都昏死过去了。其情其景，好不凄惨啊！
淮南盐务局局长陈诚中找到余丰盐警大队教导员周毅平，痛心疾首地批评说：“毅平啊，你一时头脑发热，断送了我们一个多么好的盐务干部啊！教训哪！”从此以后，周毅平明显地深沉起来了。盐警大队的队员们也都发现，他们的教导员经过这次事件，比以前更加成熟了。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里，盐税是我党军政机关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广大革命盐务工作者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受命坚持原地斗争，提出了“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的响亮口号，身背短枪，怀揣税票，回旋于敌我之隙，奔波于亭灶之间，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辛劳和热血。革命盐务干部的艰苦斗争，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一部分旧盐务机构职员的理解与支持，那种鱼水相得的信任和无私忘我的掩护，共同谱写了苏中革命盐务史上灿烂的篇章。
下面搜集整理的是发生在南通盐区两次革命战争中的三则小故事。
船主陶志仁
船主陶志仁，腿有残疾，人称“陶瘸子”家住启东县吕四镇北面靠海边的袁家灶。早年从事渔业劳动，后来成为吕四一带有名的船主。在旧政权时期，他深受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的剥削和地方官吏的明敲暗诈，1929年被海匪沈官喜烧毁一条船，1938年又被日寇炸毁另一条船，日子过得很不安宁，因而憎恨当时的社会。1940年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他亲眼目睹新四军真心抗日，共产党干部全心为民，因而能在国难深重之时深明大义，冒险掩护我党盐务干部。
1943年1月，日寇和汪伪对苏中四分区实行“清乡”沿范公堤一线用毛竹篱笆构筑成封锁线，吕四周边约二、三十方里的狭长地区内碉堡林立，使我盐务人员的收税活动受到很大阻碍。而吕四一带一向是我大宗税收的重要来源，渔税、鲁盐税、货物税等都要从这里征收，我方势在必争。
这年春季里的一天，我余中盐场公署吕四放盐分处（板鲁盐分处）得知袁家灶船主潘滋洪由山东跑载回来后没有申报纳税，分处主任陈石林、会计柏友石立即前往征税。考虑到潘的大儿子潘鹤群是汪伪政权的乡长，为谨慎起见，未直奔潘家。二人先到陶志仁家，了解了潘的情况，然后叫陶的小儿子陶锦江陪同，一起前往潘家。到达潘家后，先对潘滋洪进行抗日爱国、义务纳税的教育，然后查阅进出口单据，并到库房实地查核来货。不料陈、柏二人的活动已被敌伪情报员知晓，报告了潘鹤群；潘立即到吕四镇向日伪报告，敌人随即派出几十名便衣队，飞奔袁家灶进行兜捕。袁家灶距吕四镇仅5公里，敌人眼看就要到了！幸亏潘宅位于陶宅的东北边，从吕四到潘家，必须走陶家宅旁的大路上经过。这天近午，陶志仁远远望见南面路上匆匆忙忙跑过来一队陌生人，心里起了疑，马上意识到可能是姓潘的伪乡长又在搞鬼，便马上对在他家做独轮车车夫的长工说：“长富，快到潘家去报个信！要是潘家的人问你，你就说是来喊锦江回家吃中饭的。快去！”当陈、柏二人得到长富送来的消息时，敌人距离潘宅已经只有三四百米远了。从前门撤离已不可能，陶锦江灵机一动，当即带领陈、柏二人从潘家后门直奔海滩，然后迅速化装，混在“下小海”的人群中，使二人得以脱险。
同年8月，新四军苏中海防团要运送一批军需物资去军区，指令板鲁分处负责动员6只渔船参加运输。接受任务后，分处决定在陶志仁家召集泗港、长梢两乡干部开会，研究具体落实措施。开会这天，陶志仁预先把小孩全部送到亲戚家，家中只剩下他和小儿媳以及推车工长富等3人，所以家里显得很清静。陶宅是三关厢的大房子，正房朝南，对着大门，东西各有厢房。陶把开会地点安排在朝西屋北首他的小儿媳房中，这样即使有人从大门入宅也不容易发现房中的情况。参加会议的，有海防团的参谋长和指导员，长梢乡乡长陈德昌，泗港乡乡长沈元亮、指导员高渭清，以及板鲁分处主任陈石林、会计柏友石等人。会议开始后，派出警戒人员，严密注视南面吕四方向可能出现的敌情。陶志仁也搬了一张凳子坐在门口了望。下午四点，会议正在进行。这时，警戒人员未加注意的北面反而出现了敌情：有几十个日本鬼子突然出现在陶宅后面不远处的一条小路上，正对着陶宅大步走来。由于事出意外，等到发现敌情，撤退人员已经来不及了！会议室内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紧张得每一个人的胸前都仿佛揣了一只小兔子似的“突突”乱跳。海防团的同志唿地一声站起来说：“我们共有8支枪，就是和鬼子拼光了，也决不能当俘虏！”也有人建议：“且先做好战斗准备，看看敌人的动向再说！”这时陶志仁立即传话进来，嘱咐大家不要轻举妄动，要见机行事。一面一瘸一拐地东跑西走，以最快的动作，在暂厝于正屋中的老伴灵柩前摆设供品，点烛烧香化纸。这时敌人已经拥到陶宅的大门口。陶志仁化完纸钱后，立即转身迎上前去，主动说明：“今天是老太婆烧三七（暗示家中有事并有客人来）。”又试探着问站在鬼子旁边的陶翻译官，说：“先生们来，有事吗？”陶翻译说：“是来收税的。”一听这话，陶志仁知道敌人不是冲着开会的人来的，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连忙说：“好的，好的。”边说，边走进内房里，从箱中取出3万元伪币放在身上，转身向陶翻译说：“今天我手头不便。我跟你到吕四镇去想办法吧。”一边大声喊：“长富，推车！我要跟陶翻译官上一趟吕四！”长富应声而出，连忙推起独轱辘木轮车在前边引路。陶翻译见陶志仁为人爽快，也就没有再停留，一行人直向吕四镇方向走去了。鬼子一离开，所有与会人员立即离开陶宅，飞速向长梢乡转移而去了。
陶志仁一路上与陶翻译边走边谈，两人说话甚是投机。走到半路，陶志仁把随身所带的3万元伪钞悄悄地塞到陶翻译手中，当即脱身回家去了。敌人走到十六总，遇到他们的情报员，才知道当天有人在陶志仁家中开会，立刻火急火燎地掉头“杀回马枪”当这一群人气喘吁吁地奔到陶宅，开口向陶志仁要人时，陶佯着不解地说：“今天我家不曾来什么人呀，你们各位都是亲眼看到的嘛！如果不信，请到屋里搜查。”敌人四处搜寻，哪里还有开会的人影？敌人搜不到证据，只好灰溜溜地缩回去了。
义务税收员
吕四同仁泰盐业公司有个板晒场，在启东县吕四镇以东18里。系由清末状元、南通实业家张謇于1906年创办，专门生产板晒盐，故此俗称大板场。所产盐历来由南通城里的大咸盐栈经销。
抗日战争期间，板晒场一直坚持正常生产。抗日民主政府派出专职驻场员，验收每日产盐入库数量，登记造册，并在销售出场时征收盐税。在此期间，驻场员结识了在板晒场负责庶务的主任、同仁泰盐业公司的职员江锡九，并把他介绍给民主政府吕四区当时的区长印伯华和政委石根。印、石两人经常给江锡九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慢慢地启发了他的革命觉悟。后来关系熟了，见面时不称姓名，只亲热地称呼他“小江”待他如同革命队伍里的同志。
1942年6月，日寇占领了吕四镇。1943年1月，日伪开始“清乡”敌我之间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南通大咸盐栈也停止了业务活动，授权由各盐场自产自销，自行纳税。大板场处在敌人大小据点的重重包围之中。我民主政府派员长驻该场收税已经不可能。
一天，我东南行署财经局长陈世魁和吕四财经分局负责人陈石林找到江锡九，商谈板晒场在反“清乡”斗争期间盐税的缴纳问题。那时，江已被同仁泰盐业公司聘为副经理，住在吕四镇上，全权负责处理大板场的产销、纳税问题。陈世魁开门见山地说：“小江，有件事同你商议：现在日伪出动频繁，我们派人驻场多有不便，但板晒场的盐税又不能短收。这件事怎么办？想听听你的意见。”陈石林也笑着说：“不知江经理有什么高招儿？”江锡九沉吟片刻，诚恳地说：“你们看，能不能这样：盐税由公司包缴包送，十天结一次账，半个月送一次税款？”陈石林高兴地说：“好办法，到底是当经理的。只是款子由谁负责送呢？这可是一件担风险的事，总不能让你大经理亲自冒这个险吧？”“我想好了，款子还是由我亲自送，别人送不合适。”江锡九话锋一转，笑着说：“就怕同志们不放心我啊！”一句话说得陈世魁和陈石林都笑起来了，连忙说：“哪里话！早就是一家人了嘛！只是太难为你了啊！”江锡九坚定地说：“你们共产党抗日救国，还不是为了大家？我担当这点风险，算不了什么。请首长放心，不管有多大风险，我江锡九一定要完成任务！”
从此，江锡九就以公司副经理的身份，早出晚归，常驻板晒场。他每天巧妙地与日伪人员周旋，认真验收盐斤，检查偷漏，按期向我抗日民主政府缴纳盐税款，从未间断，也很少发生差错。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是我方不在编制以内的“义务税收员”
1943年6月，田野里的青纱帐已经长起一人来高了。一天，江锡九带着20多万元伪币的税款，坐了一辆独轮小车，前往吕复乡，向驻在那里的我吕四区政府缴税。两人从位于吕四镇东北角的同仁泰盐业公司出发，出了镇东门，穿过洛伽乡，向南约摸走了五六里路，来到十四总牛桥北侧，停下车子，坐在路边小憩。这时，忽见西边半里路外出现了四、五十个日伪军，带着几辆木轮车，车上插着膏药旗，直奔牛桥而来。“不对头！”江锡九大惊，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看样子这是到大闸口方向去的敌人。真是阎罗王碰上对面鬼啦！得赶快避开，否则要坏大事！”想到这里，他一跃而起，坐上小车，吩咐推车人马上推车过桥。过桥后，又疾步向南走了几十步，便立即离开大路，取道埭路向西奔去。不一会，敌人走到了桥边。一个敌酋模样的人举起望远镜向西南方向眺望，一边问翻译官张国华：“你的看一看，那两个人，是的不是新四军的探子？”张国华接过望远镜，一看，认得是江锡九，但嘴里却肯定地说：“报告太君，那两个人，看样子，好像是生意人。”等到敌人向东走远了，江锡九才从西边埭路上退回来，重新取路到达吕复乡中部，找到我区政府。走进屋门，两人惊魂始定，额头上还在直冒冷汗呢！区长徐瑞彬、政委石根连忙让坐倒茶，询问情况。江锡九告诉他们说：“这张翻译常来我们同仁泰公司。每次来，我们都给他些甜头，所以这一次能帮助我们解除危险。”徐、石两人一边安慰江锡九，一边吩咐人摆出酒饭压惊解乏。临别，又嘱咐江以后多加小心，要随机应变，并注意继续同张翻译搞好关系。
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以后每次送款，江锡九总要派人给徐区长事先报个信，徐便派人在暗中接应。约摸过了半个月，区政府已移驻一堤乡中部。一天，江锡九又带着20余万元税款，仍坐独轮小车前往区政府。他们从吕四镇出发，向东到达斜河口，再往东行；当走到离蒋大姐店不足三垗地的地方时，忽然看到有两个敌人在店门外边走来走去。原来，两个班的敌人正从大闸口前往吕四镇调防，途经蒋大姐店。可能是走累了，便拥进店里歇息，这门外的两个乃是放哨的。说时迟，那时快，江锡九吩咐推车人立即拐弯，离开原路急步向南走。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二十来个敌人一齐从店门里拥出来，站到了门前场上。一个伪军官举起望远镜望了一会，转身命令一个士兵开枪射击。只见那个士兵端起长枪，开始瞄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只听“砰砰”两枪，那个端枪瞄准的士兵应声而倒；接着又听见“轰轰”两声巨响，两颗手榴弹在距敌群不远的地方开了花。敌人以为遭遇了新四军的大部队，不敢恋战，慌忙整队离开蒋大姐店，溜下范公堤，沿着堤岸脚往吕四镇去了。趁此机会，推车人一阵紧跑，顺利到达一堤乡，向我区政府财经副主任张席珍缴上了税款。“哈哈，我们今天给敌人耍了个空城计！”江锡九缴完税款，刚要走出区政府的屋门，迎面正好碰上从外边执行任务归来的区政府短枪队员陆顺昌等3个人。原来，刚才向敌人开火的就是他们。要不是他们先发制人，那可就玄啦！
1943年冬，正是敌人大搞“延期清乡”的时期，日伪的特工人员像恶毒的鹰犬一样到处乱窜。这年冬天干旱连晴，盐产量高，税款也收得多。那时我吕四区政府已转移到板晒场附近，与板晒场仅隔一条大河。一天，江锡九早早就从吕四镇家里到了大板场。他瞅准一个空子，绕过河去，将筹集好的70余万元税款顺利地交给了区政府。在返回吕四的路上，因为心里轻松，放松了了望。不料却被隐藏在路边小店里的日伪特工队拦个正着。“站住！干什么的？”一阵吆喝，吓了江锡九一跳。但他马上镇定下来，满脸堆笑地说：“我是同仁泰盐业公司的副经理，早上下乡去督查本公司所属大板场的盐业生产，现在要回吕四去。”“有良民证吗？”“有，有。”一个特工装模作样地察看江锡九递过来的“良民证”另一个特工便在江锡九浑身上下仔细地搜摸起来。不一会，3000多元伪币，一块手表，便成了他们的“战利品”“跟我们走一趟吧！”为首的特工还不罢休。到了吕四镇，因为没有抓住什么“通共”的把柄，只好把江锡九放了。每当妻子惋惜他被敌人一次又一次敲诈去的钱财时，江锡九总是说：“新四军为了抗日救国连性命都舍得丢，我损失这一点钱财，又算得了什么？”
血染的盐税款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在如东县苴镇的秦家庄恢复建立了淮南盐务管理局，陈诚中任局长。在南通盐区设立余丰分局，洪振亚任分局长，机关常驻苴镇一带。下辖吕四、余中、北坎、何灶、环港等几个盐场办事处。为了缉私护税，分局成立了一个盐警大队，大队长陈志丰，教导员周毅平。队员共有20余人，有步枪十几支，并有加拿大造的捷克式轻机枪1挺。
1947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向苏中解放区发动了猖狂进攻。我华中野战军在七战七捷之后主动北撤。余丰分局的全体盐务干部奉命坚持原地斗争。那时，沿交通干线的城镇先后都被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还乡团占领，革命盐务干部的回旋余地很小。分局盐警大队的主要任务，也由当初的缉私护税，转变为负责将各盐场办事处上缴的盐税款武装护送到我苏皖边区军政机关。大队原本装备有1条快船，后奉命调配给孙二富的海防团使用。这样一来，盐税款的押解就只有通过陆路这一条途径了。
1947年5月，正当麦子黄熟等待开镰收割的时候，位于海门县东灶港一带的余中盐场办事处主任张炎、副主任龚一清派人送来字条：“本处收得大批盐税款，急待押解，请立即来取。”于是，洪局长即令周教导员带队，从速前往取款。
当天夜里，盐警大队20余人，由海门来的送信人在前领路，从苴镇一带出发，乘着夜色赶往东灶港。天刚蒙蒙亮，队伍来到距东灶港不远处的朱家饭店附近。周教导员下令队伍原地休息，同时叫送信人回场处通知张主任、龚副主任前来交割盐税款与税票存根。
过了一会，两位主任运载款票如约赶到。不过一袋烟工夫，票款两清，交割完毕。周教导员与张炎、龚一清两同志一一握手道别。盐警队员们拿起已经分装好的布袋，扛的扛，挑的挑，准备原路返回。
就在这时，附近村庄有民兵来报：“有几个带枪的人下乡敲竹杠，一路朝这边走过来了！”周毅平一听来了劲，连忙问：“他们有几个人？”来人说：“好像只有十来个人。”周眉头一皱，想了片刻，右手提起拳头用力向下一砸，决断地说：“来得正好，送上门来的货色不能不要！打，打它个措手不及，吃掉它！”随即从腰间拔出驳壳枪，扳开大机头，命令队员们立即就近隐蔽，准备战斗，一面派人联络附近的乡游击队，要求配合。
这时，太阳正从遥远的东方慢慢升起来，约有一树头高。不一会，前方远处出现了几个带枪的人影。果然是国民党军队！一个，两个，总共约有十来个。周毅平看得真切，等到敌人一进入射程以内，立即大声命令：“打！”手拿长枪的盐警队员们一齐向敌人开了火。机枪手瞄准敌人扣动了扳机，谁知“咔嚓”一声，机枪卡了壳。周毅平见状眉头一拧，立即命令：“迅速排除故障！”一边挥动手枪向走近了的敌人开了枪。张炎、龚一清也扣动手枪扳机向敌人开了火。
敌人受到意外的攻击，有的中弹倒地，其余的趴在地上开枪顽抗。“砰！砰砰！砰砰砰！”双方开始对射起来。这边轻机枪的故障总是排除不了，真是越急越不顺，窘得机枪手满头都是汗。虽然乡游击队及时赶来参战，但因火力不能压过敌人，不好发起冲锋解决战斗。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几分钟。
忽然，敌人的数量开始增加起来。后到的敌人带来了轻机枪。一时枪声大作，仿佛炒豆子一般爆响起来，压得我方队员抬不起头来。
“显然，情报有误。敌人不是只有十几个人，而是有一大批人！我方已经绝无取胜的可能。如再迟疑，等敌人醒悟后分兵从两翼包抄过来，不但盐税款解不回去，盐警大队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想到这里，周教导员当机立断，一面请乡游击队立即派人，将情况飞报我苏皖边区九专署军政首长梁灵光，请求派部队火速增援，一面命令盐警队员们边打边撤，又特别命令事务长张卿协助机枪手撤退机枪。
队员们立即背起各自的钱口袋，猫着腰钻入麦田，奔下沟坎，往后飞跑。“砰！砰！嗒嗒嗒嗒”敌人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发起了冲锋，枪弹在我盐警队员们的身后尖声呼啸，打得金黄色的麦穗子漫天乱飞。余中盐场办事处副主任龚一清这时也提起一袋钞票，同盐警队员们一起向北撤离。他刚跑上麦地的田埂，还没有来得及钻入麦地，就被敌人一连串急速的机枪点射击中。他的身体仿佛被人从背后猛力一推似的，一个踉跄“扑通”一声，俯首向前栽倒在田埂上。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梁灵光急调的增援部队一个快速连跑步赶到，立即向敌人开火，截住了敌人的追击。敌人的数量还在增加，我增援部队也开始陷入了被动地位。正在这难解难分的时刻，梁灵光派出的又一拨增援部队两个主力团跑步赶到，投入了战斗。盐警大队见状也返身投入反击。敌人终于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在密集的机枪火力掩护下狼狈撤逃。
事后查明，敌人的总兵力竟是足足两个加强营！早晨在东灶港一带乡民家里敲诈骚扰的十几个人，只不过是敌人先头部队派出的侦察兵。情报有假，判断失误，要不是梁灵光及时派出部队火速援救，那样我盐警部队的结果就很难说了。真玄哪！
敌人退走后，盐警队员们在田埂上找到了龚一清副主任的遗体。大家发现他的背上中了7颗子弹。在他的身子下面，实实地压着他用而立之岁的年轻生命换来的一口袋钞票。口袋里的每一扎钞票上，都浸染了烈士殷红的鲜血。在场的周教导员和战友们都难过地低下了头。
余中盐场办事处主任张炎亲自购买了上好的棺材，含着眼泪收殓了龚一清的遗体。又亲扶灵柩护送烈士遗体回到他的家乡——东台县郝苴乡。当张主任一行到达烈士家庭所在的村庄时，早有烈士的寡母、孀妻、孤女一家三口全身重孝，呼天抢地，奔嚎而出，齐刷刷地扑倒在灵柩上，一声声呼唤着烈士的英名，捶棺放声恸哭，当时就都昏死过去了。其情其景，好不凄惨啊！
淮南盐务局局长陈诚中找到余丰盐警大队教导员周毅平，痛心疾首地批评说：“毅平啊，你一时头脑发热，断送了我们一个多么好的盐务干部啊！教训哪！”从此以后，周毅平明显地深沉起来了。盐警大队的队员们也都发现，他们的教导员经过这次事件，比以前更加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