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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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时我喜欢“观察与思考”一个有趣的现象: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并初步判定:环境对一个人在性格养成上的影响,远远大于身体的发育。这一点有据可考:我上初中时住校,晚上经常被一些“社会青年”欺负,于是“锻炼”出了嫉恶如仇的性情;祖传的理想主义信念,教导我闭上眼睛乐观地生活,步入社会以后却屡遭现实主义——准确地说,是现“世”主义——的蹂躏,终于被折磨成一个愤世嫉俗的“摇滚青年”——思想在摇摆与滚动中挣扎的青年一族。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我长胡子,和第一次性冲动的如期而至。当然,以偏概全,太过武断,我先自己坚信着吧,没准还提前悟道了呢。
这样看来,我喜欢批评性文章——姑且统称为杂文吧,和早年的遭遇也是大有渊源的。记得当时每次被人“猥亵”一番之后,我都会怀揣鲁迅先生的杂文集子,到一个僻静的所在大声诵读,那些铿锵有力的句子,好像特别解气,有清淤化痰的功效。像极了天龙八部中的游坦之先生机缘巧合之下,修炼易筋经化解体内寒毒的情节。
就这样开始喜欢杂文了。觉得这种文体简单粗暴,实战效果好,读写之际,怨气出了,仇也报了。然而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之内“鲁迅牌”杂文一枝独秀,一直“秀”到当代,简直有些不可思议,何况先生已经作古,有些思想用来参考当下生活,眼见得离题万里,捉襟见肘。正在浩然长叹后无来者之时,幸会了西安的文友杂志,诗人伊沙、徐江等人的诗评、娱乐批判文章,煽风点火,哗众取宠,一时间掀起酷评热潮,十作家批判书应运而生“顽主”王朔也不甘寂寞,雄笔一挥,无知者无畏香喷喷出笼,着实大快朵颐。阅读面渐宽,惊喜地发现了王小波——一个被评论界不负责任地忽视了很长时间的“大家”比鲁迅还要高明:他并没有站在某某党派或者民族,甚至大众的立场上进行激情演说,而是异常冷静地选择了理性思考,让科学和智慧重新成为思维的根本依据,并扬弃了那种不容辩驳的霸道的行文作风,继之以商量的口吻进行言说,真正完善了知识分子的行为操守。后来陆续读了李敖、柏杨、谢有顺、孔庆东、朱大可,越发折服于杂文之率真、之酣畅、之有力、之丰富!
这是我个人阅读杂文的历史,而见贤思齐之后,对杂文的尝试性写作,却是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模仿“盛(剩)事”
因为在对他人及事件的不成熟的批评之中,收获了更多的反批评,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每每厕所里面扔炸弹——激起公粪(愤),这些公愤在互联网上直接表现为人身攻击。幸亏我的承受能力早已被中国足球近十几年来的穷折腾劲儿磨练得无比顽强了,兼之后天“完善”到身上的受虐倾向,让我更加乐此不疲地投身到批评与反批评——而非自我批评——的伟大事业中去了。
那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率先选择的批评对象都是些庞然大物:诗经、唐诗、宋词,安妮宝贝的弱质——而非弱智——小说和乡土文学一篇篇很不严肃的“批判”文章在bbs上一经推出,横遭非议。赞同者凤毛麟角,反对者汗牛充栋,连捶胸顿足地指着鼻子骂娘的都琳琅满目,目不暇接了。好在并无更富激情的读者,发出死亡威胁,逼迫我像那位瑞典足球裁判一样,在他们面前立刻消失。但唯一让我感到心灰意冷的却是,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在针对文章本身,进行智力对决般的辩论,他们只是在唾骂我的行文风格,并延伸到个人道德操守上来,说我丧尽天良,忘了本,失去了民族的根,质问我“变节”之后还用不用筷子吃饭等等,这纯粹是胡搅蛮缠无理取闹,只能浪费彼此的时间和精力。
从大大小小的“辩论”战场中突围而出,我发现自己居然多了个心眼儿,并在痛定思痛地以此观照我们“批评界”的热闹景象,一不小心窥见种种“批评事件”的幕后真相和批评立场的庐山真面目,那喧哗之中,充满了杂音。
不识庐山真面目者,也并非全是因为身在此山之中,更因为此山多角多棱,每一面皆给人以不同观感,以及看山人的理解能力参差不齐之故啊。要想探寻批评的本质,势必追究到批评者或者批评本身的立场上去。我看批评的立场可分作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天生一副治病救人的好心肠,凭借多年的老中医般的系统性经验与敏锐的洞察力,针对批评对象身上存在的问题与缺陷,进行善意地批评和指正,让其幡然悔悟,悬崖勒马,复归正途的。(其中包括自己先误会了,却满怀热情要把倒忙帮到底的。)此种情形的代表人物有一个王小波和百分之八九十的鲁迅,还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李敖、柏杨、谢有顺、孔庆东、朱大可
第二,固执己见或持门户之见者在大搞思想垄断和价值体系的强行推广,其批评立场即党同伐异。(其中包括胸怀狭隘的民族自豪感,一厢情愿地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光辉灿烂的文化的守节、守孝之士。)他们都以为自己斩获了世界上最完备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对其它主张、主义一律一棍子打死。此种情形的代表人物有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写作者和“民间立场”写作者(伊沙、徐江等当属此列,尽管我曾经近乎崇拜地喜欢他们。),以及占到一两成的鲁迅。——这个哗众却不取宠的论断,是从鲁迅和梁实秋的“文学有无阶级性”的论战中发现的,鲁迅当年对梁实秋的“文学没有阶级性”的论调的批判,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现在看来,文学的“阶级性”眼见得有些式微了。
第三,为数不少的某种主张或者社会公论以及社会公论的倡导者的拥趸和崇拜者们,自己没有任何主见,不能就事论事,专门针对作者的文风和话语体系,进行蛮不讲理地恶意诽谤和人身攻击的拙劣表演。这种“批评”我们在bbs上屡见不鲜,我对此早已无动于衷。文革时的大字报我没有亲见,听说都是把人照死里整的无赖之词,我看和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第五乃至更多的情形,有待读者朋友的进一步完善总结,我懒得再去条分缕析。但让批评圈子里的混淆视听者尽早现出原形,已经是非常必要和刻不容缓的事情。我渴望看到批评的纯洁和健康,也只有纯洁和健康的批评,才能带给我们更加行之有效的交流和沟通,因为那才是批评的“人间正道”
无聊时我喜欢“观察与思考”一个有趣的现象: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并初步判定:环境对一个人在性格养成上的影响,远远大于身体的发育。这一点有据可考:我上初中时住校,晚上经常被一些“社会青年”欺负,于是“锻炼”出了嫉恶如仇的性情;祖传的理想主义信念,教导我闭上眼睛乐观地生活,步入社会以后却屡遭现实主义——准确地说,是现“世”主义——的蹂躏,终于被折磨成一个愤世嫉俗的“摇滚青年”——思想在摇摆与滚动中挣扎的青年一族。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我长胡子,和第一次性冲动的如期而至。当然,以偏概全,太过武断,我先自己坚信着吧,没准还提前悟道了呢。
这样看来,我喜欢批评性文章——姑且统称为杂文吧,和早年的遭遇也是大有渊源的。记得当时每次被人“猥亵”一番之后,我都会怀揣鲁迅先生的杂文集子,到一个僻静的所在大声诵读,那些铿锵有力的句子,好像特别解气,有清淤化痰的功效。像极了天龙八部中的游坦之先生机缘巧合之下,修炼易筋经化解体内寒毒的情节。
就这样开始喜欢杂文了。觉得这种文体简单粗暴,实战效果好,读写之际,怨气出了,仇也报了。然而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之内“鲁迅牌”杂文一枝独秀,一直“秀”到当代,简直有些不可思议,何况先生已经作古,有些思想用来参考当下生活,眼见得离题万里,捉襟见肘。正在浩然长叹后无来者之时,幸会了西安的文友杂志,诗人伊沙、徐江等人的诗评、娱乐批判文章,煽风点火,哗众取宠,一时间掀起酷评热潮,十作家批判书应运而生“顽主”王朔也不甘寂寞,雄笔一挥,无知者无畏香喷喷出笼,着实大快朵颐。阅读面渐宽,惊喜地发现了王小波——一个被评论界不负责任地忽视了很长时间的“大家”比鲁迅还要高明:他并没有站在某某党派或者民族,甚至大众的立场上进行激情演说,而是异常冷静地选择了理性思考,让科学和智慧重新成为思维的根本依据,并扬弃了那种不容辩驳的霸道的行文作风,继之以商量的口吻进行言说,真正完善了知识分子的行为操守。后来陆续读了李敖、柏杨、谢有顺、孔庆东、朱大可,越发折服于杂文之率真、之酣畅、之有力、之丰富!
这是我个人阅读杂文的历史,而见贤思齐之后,对杂文的尝试性写作,却是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模仿“盛(剩)事”
因为在对他人及事件的不成熟的批评之中,收获了更多的反批评,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每每厕所里面扔炸弹——激起公粪(愤),这些公愤在互联网上直接表现为人身攻击。幸亏我的承受能力早已被中国足球近十几年来的穷折腾劲儿磨练得无比顽强了,兼之后天“完善”到身上的受虐倾向,让我更加乐此不疲地投身到批评与反批评——而非自我批评——的伟大事业中去了。
那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率先选择的批评对象都是些庞然大物:诗经、唐诗、宋词,安妮宝贝的弱质——而非弱智——小说和乡土文学一篇篇很不严肃的“批判”文章在bbs上一经推出,横遭非议。赞同者凤毛麟角,反对者汗牛充栋,连捶胸顿足地指着鼻子骂娘的都琳琅满目,目不暇接了。好在并无更富激情的读者,发出死亡威胁,逼迫我像那位瑞典足球裁判一样,在他们面前立刻消失。但唯一让我感到心灰意冷的却是,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在针对文章本身,进行智力对决般的辩论,他们只是在唾骂我的行文风格,并延伸到个人道德操守上来,说我丧尽天良,忘了本,失去了民族的根,质问我“变节”之后还用不用筷子吃饭等等,这纯粹是胡搅蛮缠无理取闹,只能浪费彼此的时间和精力。
从大大小小的“辩论”战场中突围而出,我发现自己居然多了个心眼儿,并在痛定思痛地以此观照我们“批评界”的热闹景象,一不小心窥见种种“批评事件”的幕后真相和批评立场的庐山真面目,那喧哗之中,充满了杂音。
不识庐山真面目者,也并非全是因为身在此山之中,更因为此山多角多棱,每一面皆给人以不同观感,以及看山人的理解能力参差不齐之故啊。要想探寻批评的本质,势必追究到批评者或者批评本身的立场上去。我看批评的立场可分作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天生一副治病救人的好心肠,凭借多年的老中医般的系统性经验与敏锐的洞察力,针对批评对象身上存在的问题与缺陷,进行善意地批评和指正,让其幡然悔悟,悬崖勒马,复归正途的。(其中包括自己先误会了,却满怀热情要把倒忙帮到底的。)此种情形的代表人物有一个王小波和百分之八九十的鲁迅,还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李敖、柏杨、谢有顺、孔庆东、朱大可
第二,固执己见或持门户之见者在大搞思想垄断和价值体系的强行推广,其批评立场即党同伐异。(其中包括胸怀狭隘的民族自豪感,一厢情愿地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光辉灿烂的文化的守节、守孝之士。)他们都以为自己斩获了世界上最完备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对其它主张、主义一律一棍子打死。此种情形的代表人物有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写作者和“民间立场”写作者(伊沙、徐江等当属此列,尽管我曾经近乎崇拜地喜欢他们。),以及占到一两成的鲁迅。——这个哗众却不取宠的论断,是从鲁迅和梁实秋的“文学有无阶级性”的论战中发现的,鲁迅当年对梁实秋的“文学没有阶级性”的论调的批判,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现在看来,文学的“阶级性”眼见得有些式微了。
第三,为数不少的某种主张或者社会公论以及社会公论的倡导者的拥趸和崇拜者们,自己没有任何主见,不能就事论事,专门针对作者的文风和话语体系,进行蛮不讲理地恶意诽谤和人身攻击的拙劣表演。这种“批评”我们在bbs上屡见不鲜,我对此早已无动于衷。文革时的大字报我没有亲见,听说都是把人照死里整的无赖之词,我看和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第五乃至更多的情形,有待读者朋友的进一步完善总结,我懒得再去条分缕析。但让批评圈子里的混淆视听者尽早现出原形,已经是非常必要和刻不容缓的事情。我渴望看到批评的纯洁和健康,也只有纯洁和健康的批评,才能带给我们更加行之有效的交流和沟通,因为那才是批评的“人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