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和他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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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大伯。
大伯今年五十六岁，他们兄弟中最小的是我是四叔，才三十来岁，大伯的大儿子比四叔都大。这不奇怪，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倘若要在在苏联，我的奶奶一定会成为“英雄母亲”
小的时候，我跟着母亲住在乡下，房子是爷爷奶奶给他的儿子置办的。农村的习俗，儿子结婚，上一辈总是要给他一套房子的，无论建得怎么样。大伯家的房和我家的房子连在一起，中间的堂屋是公用的。
我记得事的时候，大伯就是我们那个队的队长了，算得上是村委，附近哪家有什么事情总要找上他，像夫妻吵架他都要过问，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他却不在乎。大伯有一手绝活，那就是吹唢呐。所以，一般村里哪家有红白喜事一定得请他，并不仅仅是看在他大小是个官的份上，而是请他吹唢呐。一般说来，吹唢呐都是两个人，而大伯和村里也是一个老唢呐是金牌搭档。那种阵势我见过，两个人往堂屋里边上的桌子旁一坐，眼光一接触，心里都有数了，一个人先吹起来，另一个人就天衣无缝地接上去，配合得恰倒好处。曲调也是花样百出，他们吹唢呐也不用谱，凭的都是记忆，时间一长就成了惯性，就像某些书中描绘的武林高手那样，一个词：心随意动。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吹奏的曲子名字是什么，我问大伯，他也不知道，说都是上一辈传下来的，谁知道呢？除了吹唢呐，还有吹大号。每当有重要宾客来的时候，大伯会从墙上取下号来，伸长了，喇叭朝着大门，深吸一口气，抵住号嘴缓慢地吐气，大号便响起来。先是小声，慢慢变大，中间抑扬顿挫的，一口气放完就该是高潮了。这时候，大伯紧接着再吸一口气，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吐完，那号声就震耳欲聋了。我仔细地观察，觉得真的是一门艺术了。他们也不要求有什么报酬，但主人家总会在他们走的时候每人塞一条猪腿什么的以作答谢。现在，大伯的大儿子也跟着他父亲学起了吹唢呐，也算是子承父业，好久都不回老家了，大哥应该满师了吧。
大哥和二哥都结婚了，像爷爷一样，大伯为他俩修建了房子，跟他和我父亲的房子一样款式。而轮到三哥就麻烦了，虽然结了婚，但只能和大伯住在一起了，大伯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四哥和五哥都在广东打工，如果某一天回来成家立业，恐怕够他喝几壶的了。
我父亲在机关工作，大伯有什么事情找到他，而有的恰恰是他办不到的，只能拒绝了。大伯不理解，有时候说几句“两家话”意思是怪父亲。父亲倒不说什么，他从读书就在外面，一年难得回几次家。而母亲和我呆在乡下有六年多的时间，或多或少让大伯“另眼相看”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伯常常对母亲说，太学（父亲名字）六岁那年吃杏子，杏仁卡在喉咙里出不来，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还是我伸手把杏仁给抠出来，不然——
再说我父亲。
父亲四十有四，你也许要问了，为什么和大伯相差那么大呢？因为我还有两个姑姑，都比父亲大比大伯小，还应该有个二伯的，但不幸夭折了。
可能在他们四兄弟中，我奶奶最愿意提起的就是父亲了，只有他在政府工作。但据我父亲讲，小时候，我的爷爷他的老子是不赞成他读书的，幸而奶奶说了句公道话，就让他读吧，等哪天他不想读了，自己会回来的。但父亲却没有回去，读着读着就读出名堂来了，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学校。那时候的师范学校一年只要十来块学费，每个月国家还给学生补贴。一年的补贴加起来远远超过了学费，这是计划经济的好处，像父亲他们就沾光了。父亲毕业后先是一名民办教师，不几年就转成公办，正二八经一名吃公家饭的国家干部了。教了三五年书，父亲就转业到政府里，当过几年武装部长，我看过那时候他的戎装相，觉得蛮帅气的。紧接着再转业，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一直就干到现在。
父亲尝到了知识的甜头，对我们兄妹俩的学习就督促得紧了。每当我抱怨学习困难的时候，他就忆苦思甜了：当初我们读书是什么条件？你是没经历过，一年到头穿草鞋，帆布包一背就是六年。衣服是你爷爷奶奶的衣服改的，我到师范才穿上的确良（衣服），第一双皮鞋也是工作后才穿上的。你苦，也不想想我有多苦。父亲这么一说，我就哑口无言了。是的，我的确不能跟他比，他凭着自己的勤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尽管他是被逼的，但总的来说，他走上了一条和他的父辈他的兄弟不同的道路，也值得让某些人羡慕的。
父亲每年过年都回老家，挈妇将雏的。前年奶奶八十大寿的时候，她的儿女们为她实实在在庆贺了一番，其中父亲单位的“国家干部”都去了，我知道，奶奶心里一定非常高兴的。
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然，这是他在教育我的时候说的。高中毕业那年，我想考军校，但因为近视未能录取。看到其他人因为走后门即使戴上眼镜也走进了军校的大门，我很不服气，说，我不能上分数线，那是我的错，但我上去了，你却不能送我去，那只能说明你没有能力。父亲倒是干脆，也不逃避，说，是的，我的确没有这个能力，我承认。每条路都得有人去走，看你走哪一条。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为什么非要考军校呢？读一般大学不也一样吗？刘少奇说“读书做官”我没能当上官，但我至少不愁温饱吧，不像你大伯在家辛苦劳动一年还得盘算收成，我很轻松。压力有，你们兄妹，不怕送不起，就怕你们考不起。我理屈词穷，后来通知书来了，我乖乖地带着他的嘱咐来到大学。
父亲也常拿“农民的儿子”自居，甚至把我也当成农民的儿子（其时我已随他成为城市人口）。他觉得自己能够“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了，似乎有种“知足常乐”的味道。现在，他的儿子即将大学毕业，女儿也将参加高考。我不知道自己将要走哪条路，就像当初他考上师范时不知道二十年后自己会是一名警察，但有一点，无论我怎么走，他在奋斗中的点点滴滴都见伴随着我，无论好与坏，成功，或者失败。
再说三叔。
叫他三叔，自然比父亲小了，但他却比父亲先一步结婚，所以他的儿子比我都大一岁。怎么说呢？三叔，就像父亲一样，两个人都在老大与老幺（农村对最后一个孩子的叫法）之间。但比起父亲来，他就吃亏许多，他分到的房子显然比父亲要小，父亲跟大伯是一个级别的。拿现在的话说吧，我家的房子是三室一厅，他分到的却是两室一厅，而这个“厅”更是小了许多，没办法，谁叫他是老三呢？
三叔也有一个本领：砌墙。一把瓦刀行遍天下。砌墙只是书面说法，我们通俗叫作“修房子”而修房子并不是“砌墙”所能涵盖的，它包括打地基，之后才是砌墙，最后还要封顶（农村叫“搭板”）。显然，这是大伯吹唢呐不能及的，这大概是三叔家比大伯家殷实的原因吧。三叔可以说是建筑行里的状元了，前提是在我们那。他的这一手技艺是跟他的连襟学的。我们那的农村开始推行沼气照明，得修沼气池。三叔成为首批培训的技工之一。划地建池都得叫上他。当然，报酬也是丰富的，要修池子的人家对他们是好酒好肉的招待。三叔早就鸟枪换炮了，腰里别一个品牌手机，卷尺随身携带。毛主席的战士是“哪里需要哪里走，打起被包就出发”我的三叔则是“哪里需要哪里走，拿起瓦刀就出发”
三叔多半时间在外面，家里事无巨细都交给了三娘，三娘是个贤惠的女人，从来都不会对丈夫有所微词。她知道丈夫并不是逃避责任，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做，他在外面挣钱，也是为这个家庭着想的。
在我读高一的时候，三叔家就建起了一座房子，两边对称，我心里暗笑。三叔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想他也在学着他的父辈为儿子置办家产吧。但由于有我父亲的例子，他也知道知识的重要，总是叫儿女好好学习，将来别像他那样风里雨里的来去。可惜的是，他的一个儿子和女儿都辍学打工去了，另一个儿子也该高中毕业了。
虽然父亲是市民，但也从爷爷那分到些田土，我和母亲在家时，栽种的事情自然由母亲来做，但我们举家搬到城里后，情况就变了，留下的田土怎么办？通过协商，父亲就把它们交给了三叔，田里的收成归我们，土里的收成归他们。后来三叔干上建筑这一行后时间分配不过来，就不想种了。父亲说，不种也可以，就让它长草吧。那是多好的田多好的土啊，没办法，三叔和三娘咬牙撑了下来，那些田土里自始至终都长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
最后说说四叔。
在四叔身上，有着太多的传奇色彩。四叔身高一米八，又有一张酷酷的脸，典型的美男子，但他却过早地结了婚。他的婚姻是被逼迫的。当时四叔正读高中，马上就要毕业考大学，成绩也是呱呱叫。但命运却与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爷爷偏偏要拉他回去完婚。那个时候四叔还不到二十，他是哭着回去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我的爷爷那一辈人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当时我父亲还在教民办，工资仅够养家糊口。对于这桩典型的包办婚姻，我的父亲是坚决反对的，但可惜那几天他正在地区学习，回来那天正是四叔的“大喜之日”在路上，有人对他说，太学你不喝你弟的喜酒在这里干什么？父亲大惊，问明原委，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往家里赶，在离家不远的田埂上，他听到了代表喜庆的吹吹打打。父亲长叹一声，为时已晚。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流泪了，但要换作是我，一定会心酸无比。一棵好苗子就这样废了。父亲后来说四叔，你怎么不跑呢？躲到亲戚家里等我回来就好说了。父亲挺后悔的。还有一点，在四叔的婚礼上，吹唢呐的正是大伯和他的黄金搭档。
既然生米煮成了熟饭，四叔也只好顺从了。但人才毕竟是人才，不可能安于现状守着家里的几分薄天的。在他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不久，四叔就南下打工去了。后来母亲对我说，幸亏四娘给他生的是儿子，不然早就离了。
在农村，父亲最宠爱的就是幺儿子了，爷爷过逝后，奶奶就和四叔家生活在一起，这也农村的习俗。应该说，他们四兄弟都是孝顺的，其中尤四叔为甚。四叔就想不明白，他的二哥都没被逼婚，却轮到自己，为什么母亲不说句话呢？我所认为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的爷爷在四叔结婚不久就去世了，他也许是想在自己生前能看到自己的儿子都能成家立业吧。
关于四叔在广东的遭遇，他偶尔也对我提起。他流落过街头，当过搬运工，进过玩具厂前景逐渐明朗，最后他在在一家灯具厂当了一名模具工。打模具，实际就是画图。四叔是高中生，有一定的几何功底，干到后来得心应手，全场厂的灯具都是根据他的图纸生产出来的。不知怎地，老板给他的工资却比较少，后来他就跳槽了，干了几年仍不满足，想要单干，但资金成了问题。于是，他又东挪西借的凑了几万块2办了个小厂。在广东那地方，每天注册几百个厂子，但倒闭的也差不多四叔的第一批产品买得不错，但资金却没有收转，厂子就垮了，老板的瘾都没过足。在后来的一年里，他天南海北地跑，目的就是要帐。
可以说，四叔是个资深的打工者了，大伯家的三儿子和四儿子还有三叔就是他带出去的。不知道他能否混出名堂来，但他看到大伯的幺儿在广东有些游手好闲的模样，劝他说：你不要整天想着吃喝玩乐，广东再好，迟早你都要回去的。那时候，你有什么，还能干什么呢？
去年回家，听母亲说四叔回来过一次，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明目张胆地在他身边。四娘是个不幸的女人。
先说大伯。
大伯今年五十六岁，他们兄弟中最小的是我是四叔，才三十来岁，大伯的大儿子比四叔都大。这不奇怪，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倘若要在在苏联，我的奶奶一定会成为“英雄母亲”
小的时候，我跟着母亲住在乡下，房子是爷爷奶奶给他的儿子置办的。农村的习俗，儿子结婚，上一辈总是要给他一套房子的，无论建得怎么样。大伯家的房和我家的房子连在一起，中间的堂屋是公用的。
我记得事的时候，大伯就是我们那个队的队长了，算得上是村委，附近哪家有什么事情总要找上他，像夫妻吵架他都要过问，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他却不在乎。大伯有一手绝活，那就是吹唢呐。所以，一般村里哪家有红白喜事一定得请他，并不仅仅是看在他大小是个官的份上，而是请他吹唢呐。一般说来，吹唢呐都是两个人，而大伯和村里也是一个老唢呐是金牌搭档。那种阵势我见过，两个人往堂屋里边上的桌子旁一坐，眼光一接触，心里都有数了，一个人先吹起来，另一个人就天衣无缝地接上去，配合得恰倒好处。曲调也是花样百出，他们吹唢呐也不用谱，凭的都是记忆，时间一长就成了惯性，就像某些书中描绘的武林高手那样，一个词：心随意动。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吹奏的曲子名字是什么，我问大伯，他也不知道，说都是上一辈传下来的，谁知道呢？除了吹唢呐，还有吹大号。每当有重要宾客来的时候，大伯会从墙上取下号来，伸长了，喇叭朝着大门，深吸一口气，抵住号嘴缓慢地吐气，大号便响起来。先是小声，慢慢变大，中间抑扬顿挫的，一口气放完就该是高潮了。这时候，大伯紧接着再吸一口气，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吐完，那号声就震耳欲聋了。我仔细地观察，觉得真的是一门艺术了。他们也不要求有什么报酬，但主人家总会在他们走的时候每人塞一条猪腿什么的以作答谢。现在，大伯的大儿子也跟着他父亲学起了吹唢呐，也算是子承父业，好久都不回老家了，大哥应该满师了吧。
大哥和二哥都结婚了，像爷爷一样，大伯为他俩修建了房子，跟他和我父亲的房子一样款式。而轮到三哥就麻烦了，虽然结了婚，但只能和大伯住在一起了，大伯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四哥和五哥都在广东打工，如果某一天回来成家立业，恐怕够他喝几壶的了。
我父亲在机关工作，大伯有什么事情找到他，而有的恰恰是他办不到的，只能拒绝了。大伯不理解，有时候说几句“两家话”意思是怪父亲。父亲倒不说什么，他从读书就在外面，一年难得回几次家。而母亲和我呆在乡下有六年多的时间，或多或少让大伯“另眼相看”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伯常常对母亲说，太学（父亲名字）六岁那年吃杏子，杏仁卡在喉咙里出不来，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还是我伸手把杏仁给抠出来，不然——
再说我父亲。
父亲四十有四，你也许要问了，为什么和大伯相差那么大呢？因为我还有两个姑姑，都比父亲大比大伯小，还应该有个二伯的，但不幸夭折了。
可能在他们四兄弟中，我奶奶最愿意提起的就是父亲了，只有他在政府工作。但据我父亲讲，小时候，我的爷爷他的老子是不赞成他读书的，幸而奶奶说了句公道话，就让他读吧，等哪天他不想读了，自己会回来的。但父亲却没有回去，读着读着就读出名堂来了，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学校。那时候的师范学校一年只要十来块学费，每个月国家还给学生补贴。一年的补贴加起来远远超过了学费，这是计划经济的好处，像父亲他们就沾光了。父亲毕业后先是一名民办教师，不几年就转成公办，正二八经一名吃公家饭的国家干部了。教了三五年书，父亲就转业到政府里，当过几年武装部长，我看过那时候他的戎装相，觉得蛮帅气的。紧接着再转业，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一直就干到现在。
父亲尝到了知识的甜头，对我们兄妹俩的学习就督促得紧了。每当我抱怨学习困难的时候，他就忆苦思甜了：当初我们读书是什么条件？你是没经历过，一年到头穿草鞋，帆布包一背就是六年。衣服是你爷爷奶奶的衣服改的，我到师范才穿上的确良（衣服），第一双皮鞋也是工作后才穿上的。你苦，也不想想我有多苦。父亲这么一说，我就哑口无言了。是的，我的确不能跟他比，他凭着自己的勤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尽管他是被逼的，但总的来说，他走上了一条和他的父辈他的兄弟不同的道路，也值得让某些人羡慕的。
父亲每年过年都回老家，挈妇将雏的。前年奶奶八十大寿的时候，她的儿女们为她实实在在庆贺了一番，其中父亲单位的“国家干部”都去了，我知道，奶奶心里一定非常高兴的。
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然，这是他在教育我的时候说的。高中毕业那年，我想考军校，但因为近视未能录取。看到其他人因为走后门即使戴上眼镜也走进了军校的大门，我很不服气，说，我不能上分数线，那是我的错，但我上去了，你却不能送我去，那只能说明你没有能力。父亲倒是干脆，也不逃避，说，是的，我的确没有这个能力，我承认。每条路都得有人去走，看你走哪一条。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为什么非要考军校呢？读一般大学不也一样吗？刘少奇说“读书做官”我没能当上官，但我至少不愁温饱吧，不像你大伯在家辛苦劳动一年还得盘算收成，我很轻松。压力有，你们兄妹，不怕送不起，就怕你们考不起。我理屈词穷，后来通知书来了，我乖乖地带着他的嘱咐来到大学。
父亲也常拿“农民的儿子”自居，甚至把我也当成农民的儿子（其时我已随他成为城市人口）。他觉得自己能够“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了，似乎有种“知足常乐”的味道。现在，他的儿子即将大学毕业，女儿也将参加高考。我不知道自己将要走哪条路，就像当初他考上师范时不知道二十年后自己会是一名警察，但有一点，无论我怎么走，他在奋斗中的点点滴滴都见伴随着我，无论好与坏，成功，或者失败。
再说三叔。
叫他三叔，自然比父亲小了，但他却比父亲先一步结婚，所以他的儿子比我都大一岁。怎么说呢？三叔，就像父亲一样，两个人都在老大与老幺（农村对最后一个孩子的叫法）之间。但比起父亲来，他就吃亏许多，他分到的房子显然比父亲要小，父亲跟大伯是一个级别的。拿现在的话说吧，我家的房子是三室一厅，他分到的却是两室一厅，而这个“厅”更是小了许多，没办法，谁叫他是老三呢？
三叔也有一个本领：砌墙。一把瓦刀行遍天下。砌墙只是书面说法，我们通俗叫作“修房子”而修房子并不是“砌墙”所能涵盖的，它包括打地基，之后才是砌墙，最后还要封顶（农村叫“搭板”）。显然，这是大伯吹唢呐不能及的，这大概是三叔家比大伯家殷实的原因吧。三叔可以说是建筑行里的状元了，前提是在我们那。他的这一手技艺是跟他的连襟学的。我们那的农村开始推行沼气照明，得修沼气池。三叔成为首批培训的技工之一。划地建池都得叫上他。当然，报酬也是丰富的，要修池子的人家对他们是好酒好肉的招待。三叔早就鸟枪换炮了，腰里别一个品牌手机，卷尺随身携带。毛主席的战士是“哪里需要哪里走，打起被包就出发”我的三叔则是“哪里需要哪里走，拿起瓦刀就出发”
三叔多半时间在外面，家里事无巨细都交给了三娘，三娘是个贤惠的女人，从来都不会对丈夫有所微词。她知道丈夫并不是逃避责任，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做，他在外面挣钱，也是为这个家庭着想的。
在我读高一的时候，三叔家就建起了一座房子，两边对称，我心里暗笑。三叔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想他也在学着他的父辈为儿子置办家产吧。但由于有我父亲的例子，他也知道知识的重要，总是叫儿女好好学习，将来别像他那样风里雨里的来去。可惜的是，他的一个儿子和女儿都辍学打工去了，另一个儿子也该高中毕业了。
虽然父亲是市民，但也从爷爷那分到些田土，我和母亲在家时，栽种的事情自然由母亲来做，但我们举家搬到城里后，情况就变了，留下的田土怎么办？通过协商，父亲就把它们交给了三叔，田里的收成归我们，土里的收成归他们。后来三叔干上建筑这一行后时间分配不过来，就不想种了。父亲说，不种也可以，就让它长草吧。那是多好的田多好的土啊，没办法，三叔和三娘咬牙撑了下来，那些田土里自始至终都长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
最后说说四叔。
在四叔身上，有着太多的传奇色彩。四叔身高一米八，又有一张酷酷的脸，典型的美男子，但他却过早地结了婚。他的婚姻是被逼迫的。当时四叔正读高中，马上就要毕业考大学，成绩也是呱呱叫。但命运却与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爷爷偏偏要拉他回去完婚。那个时候四叔还不到二十，他是哭着回去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我的爷爷那一辈人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当时我父亲还在教民办，工资仅够养家糊口。对于这桩典型的包办婚姻，我的父亲是坚决反对的，但可惜那几天他正在地区学习，回来那天正是四叔的“大喜之日”在路上，有人对他说，太学你不喝你弟的喜酒在这里干什么？父亲大惊，问明原委，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往家里赶，在离家不远的田埂上，他听到了代表喜庆的吹吹打打。父亲长叹一声，为时已晚。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流泪了，但要换作是我，一定会心酸无比。一棵好苗子就这样废了。父亲后来说四叔，你怎么不跑呢？躲到亲戚家里等我回来就好说了。父亲挺后悔的。还有一点，在四叔的婚礼上，吹唢呐的正是大伯和他的黄金搭档。
既然生米煮成了熟饭，四叔也只好顺从了。但人才毕竟是人才，不可能安于现状守着家里的几分薄天的。在他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不久，四叔就南下打工去了。后来母亲对我说，幸亏四娘给他生的是儿子，不然早就离了。
在农村，父亲最宠爱的就是幺儿子了，爷爷过逝后，奶奶就和四叔家生活在一起，这也农村的习俗。应该说，他们四兄弟都是孝顺的，其中尤四叔为甚。四叔就想不明白，他的二哥都没被逼婚，却轮到自己，为什么母亲不说句话呢？我所认为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的爷爷在四叔结婚不久就去世了，他也许是想在自己生前能看到自己的儿子都能成家立业吧。
关于四叔在广东的遭遇，他偶尔也对我提起。他流落过街头，当过搬运工，进过玩具厂前景逐渐明朗，最后他在在一家灯具厂当了一名模具工。打模具，实际就是画图。四叔是高中生，有一定的几何功底，干到后来得心应手，全场厂的灯具都是根据他的图纸生产出来的。不知怎地，老板给他的工资却比较少，后来他就跳槽了，干了几年仍不满足，想要单干，但资金成了问题。于是，他又东挪西借的凑了几万块2办了个小厂。在广东那地方，每天注册几百个厂子，但倒闭的也差不多四叔的第一批产品买得不错，但资金却没有收转，厂子就垮了，老板的瘾都没过足。在后来的一年里，他天南海北地跑，目的就是要帐。
可以说，四叔是个资深的打工者了，大伯家的三儿子和四儿子还有三叔就是他带出去的。不知道他能否混出名堂来，但他看到大伯的幺儿在广东有些游手好闲的模样，劝他说：你不要整天想着吃喝玩乐，广东再好，迟早你都要回去的。那时候，你有什么，还能干什么呢？
去年回家，听母亲说四叔回来过一次，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明目张胆地在他身边。四娘是个不幸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