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我那一夜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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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高一那年，满校园飘着“那年我十七岁”的歌儿。唱得多了，我就萌发了去流浪一回的念头。终于，暑假快要结束时，我揣着每月从伙食费里抠出来的五十六块钱，穿上那条发白的牛仔裤，出了家门，不过，没象歌词里写的告诉妈妈，大摇大摆离家出走，而是连换洗衣裳都没带一件地溜走的。
那时坐火车便宜，十九块就能到西安，于是，我就一路到了西安。然而，到了西安那样大的城市里才知道，肚子饿了得花钱上厕所也要花钱，五十六块钱是远远不够学會流浪的，为了节省开支，为了能多在花花城市里逗留几日，我只好夜晚露宿在火车站，其实也没什么，天气不是很凉，还能在那里看一夜星星，况且也不孤单，男男女女地，人很多。
于是，那几日里，西安火车站就成了我的家。白天满西安城里跑，天黑了就回去，花几个钱买来两个烧饼和一杯白开水，把肚子填饱了，就找个墙角一歪，便睡了，第二天醒来，接着再去逛西安城。第四日夜里，我刚歪在售票大厅外面的一个柱子上打盹，一只手就朝我的裤兜袭来，兜里可是我明天回家的路费啊，我一激灵，抓住了那只手，眼前蹲着一个黑衣黑衫的男孩儿，见我睁开眼睛，他嘻嘻笑了，说姐姐你没睡呀？
男孩儿比我小一点点，生得浓眉大眼的，我瞪着他问干什么的，他笑着答复说小偷啊，我看看他脚上锃亮的皮鞋，心想哪有标榜自己是贼的呀，况且他身上穿的比我们学校里的高干子弟还要高级，就以为他在说笑，就冷冷地撒了他的那只手，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男孩儿从地上起来，款款伸展着他的两条胳膊，宽松的衣衫袖子象一对翅膀，仿佛一只振翅欲飞的蝙蝠。他敛了笑，说他说的是真的，他就是干那一行的。我仍然不相信，拿眼睛斜着他，说肯在这个地方安然睡大觉的人身上能有几个钱？
男孩儿又笑了，一边在我面前款款展翅，一边说他驻扎在这里四年了，夜夜都来，手顺的话一夜三四百，不顺就七八十块，从来没有空着手回去的。我更不相信了。他徐徐挨我坐下来，说他身上穿的肚子里装的都是这里的人们孝敬他的，接着滔滔不绝，给我讲解什么叫“天窗”什么叫“地道”都是他们那一行的专用名词，眉飞色舞地，可我一个也没记住。
我还是半信半疑。这时夜已经很深了，留宿于车站上的人们都睡熟了。男孩儿忽地拉我起来，说走，他带我上班去，让我看看他怎样工作，我觉得新鲜，就跟着去了。
来到候车室门口的走廊上，男孩儿领着我先走近了一群姑娘，姑娘们都穿着裙子，席地而坐，手抱膝盖，打着盹儿。男孩儿弯下身子，手指在其中一个姑娘的长筒袜上轻轻一划，再用另一只手轻轻一摸，五十块钱就到手了。接着用同样的方法袭击了另外几个姑娘。我被惊鄂得说不出话来。一完事儿，男孩拽着我就朝一边走。
到了一旁，我才发现男孩儿的手指间夹着一枚袖珍刀片。男孩儿满心欢喜，将刚刚“工作”来的四张五十元的票子翩然放进衣衫兜里，问我怎么样，说他没说谎吧。我却慌得要死，象是也刚刚“工作”了一回似的。歇息了一會儿后，男孩儿又带我走进了候车室，那里头人不太多，男男女女坐在椅子上。
男孩儿领着我来来回回巡视了好几圈后，才在一个熟睡的男子的身边落座，不过，这一次，没能得手，他刚把手探向那男子的裤兜时，男子就醒了，男子刚要开口呵斥，就给他用揣在衣袖里的尖刀抵住了腰部，他压低嗓子说：嗨，哥们，我最近手头紧，麻烦你给点？男子大概也是头一次遭遇此种事情，愣愣地，两只手机械地往外掏口袋，可惜是个穷光蛋，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也没能凑够一百块。
男孩儿掠过那钱，塞进兜里，扯一下我，走了。出了候车室，来到广场上，男孩儿说姐姐我请吃夜宵吧，我摇头，他看着我，说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我还是摇头，说那我也不去，他还看着我，哀求似地，说我要是嫌他的钱脏的话，陪他去坐着，别动筷子好了。看着他可怜巴巴的样子，我答应了。
走进一个昼夜饭馆后，男孩儿要了一大碗肉丝面，又要了一碗，我急忙说我可不吃的，他满脸正经说没人逼我吃啊，我说那你怎么要两碗，他大口往嘴里挑面，说他饭量大，一碗不够吃，我就闭了嘴，看他吃面，可是看着看着，我就馋上了，我都四天没见油荤了，我直咽唾沫，他看见了，伸手将另一碗面推过来，说忍不住了吧，我脸红了，他笑了，有点顽皮的样子，接着把筷子递过来，说他就知道我早饿坏了。
面吃到一半的时候，我渐渐有了精神，就问他怎么干上了那一行，他也停止了吃面，说他是西安李家村人，上初一时跟同学打架，把同学的脑袋整了个大窟窿，害得家里花了一万多块钱的医药费，后来那同学出院了，他也被赶出了家门，当时没地儿去，就来了火车站，刚来的时候，不懂这一行的规矩，也没经验，他受尽了欺负，不过现在好了，同行的哥们都让他三分。我问他住哪儿呀，他说他在车站附近租有房子，我又问他回过家吗，我知道李家村不远，就在西安边上，他摇摇头，说他自从那年出来就没回去过，一次都没有，我问为什么，他很不耐烦地摆一下手，说他已经给家里寄够一万块钱了，他不再欠家里的了。
吃完面，我们出来，朝广场走，男孩儿走在我前头，他走路总是脚尖先着地，两只胳膊也不老实，老想展翅的样子，倒是不难看。来到广场上，站下，他站在那里也不老实，轻轻地摇摆，象跳舞。我皱着眉毛看着他，问他往后有什么打算，他笑呵呵地，说他现在过得很好啊，白天睡大觉夜里出来上班，穿的吃的也都不比谁差，我的眉毛皱得更紧了，说这不是长久之计啊，问他难道就不怕，那是违法的，他说怕什么，车站派出所那里他早已经几进几出了，被逮住了抓进去，关几天放出来，然后再被抓进去，再给放出来。
最后，男孩儿还给我讲了一件他最得意的事情，就是那年他刚扒得了二百六十块钱，口袋还没来得及暖热，就被一个警察逮住了，警察伸手就拿走了二百，他被气坏了，去告了一状，结果，他没事儿，那个黑心警察却被下放走了。我睁大眼睛说警察也要钱，他扁扁嘴巴，说警察也是人啊。
正说着话，一群乱七八糟的男人涌过来，将我们两个围住了，争着问我是谁，是不是男孩儿新交的女朋友，男孩儿一边给我介绍说这都是他的同行哥们，一边用手往开里哄来人，让他们别胡说，说我是他的干姐姐，来人不怀好意地笑，有人还想伸手摸我的头发，男孩儿脱下身上的黑衣衫，拿衣衫狠狠抽打那人，见男孩儿动了怒，来人便散去了。
此时已近黎明，凉透了，我不由抱住了胳膊，男孩儿忙将他的衣衫披在我的身上，他就只穿着黑色体恤在那里轻轻舞动。东方鱼白的时候，男孩儿说他该走了，说他们干那行的，见不了阳光的，就跟聊斋里的鬼一样，我从身上取下衣衫还了过去，没说什么，他穿好衣衫，掏出一张五十块的钱，递过来，我慌慌后退，说有我回去的路费，他执意递着那钱，让我拿着，说万一路上出个意外什么的，一个姑娘家的，多预备点钱没坏处。
我迟迟疑疑接过钱，跟他要地址，说等我回到家后一定给他把钱邮过来，他说他的地址不很稳定，我就反复给他说了好几遍我家的通讯地址，让他记住了，让他先给我写信，他答应了。当时我和他的身上都没有纸和笔。接着他叮咛我一定要及早回家，说外面乱得很，我点头说是，说我待會儿就去买车票。他就转了身往广场的尽头走，不知怎地，我鼻子酸酸地，我叫了一声，他转来了，说对不起，说他不能带我去他的住处了，因为他那里住着女人，我的鼻子愈发酸了，眼泪跟着就出来了，他定定地看着我，说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进去了，我會不會去看他，我脱口叫道，會的一定會的。他的眼圈猛地红了。他最后叫了声姐姐，走了。这次我没再叫他，望着他那舞蹈似的背影，无声无息地流着眼泪。
当晚我就回到了家里。接着念我的书。接着上了大学。再接着，离开家乡在遥远的异地落了脚。便再没到过西安。也从没收到过那个男孩儿的书信。
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再一次站在西安火车站的广场上时，那个身影一下子就从心底里跳了出来。他走路总是脚尖先着地，两条胳膊也不老实，老想展翅的样子，象一只蝙蝠。
读高一那年，满校园飘着“那年我十七岁”的歌儿。唱得多了，我就萌发了去流浪一回的念头。终于，暑假快要结束时，我揣着每月从伙食费里抠出来的五十六块钱，穿上那条发白的牛仔裤，出了家门，不过，没象歌词里写的告诉妈妈，大摇大摆离家出走，而是连换洗衣裳都没带一件地溜走的。
那时坐火车便宜，十九块就能到西安，于是，我就一路到了西安。然而，到了西安那样大的城市里才知道，肚子饿了得花钱上厕所也要花钱，五十六块钱是远远不够学會流浪的，为了节省开支，为了能多在花花城市里逗留几日，我只好夜晚露宿在火车站，其实也没什么，天气不是很凉，还能在那里看一夜星星，况且也不孤单，男男女女地，人很多。
于是，那几日里，西安火车站就成了我的家。白天满西安城里跑，天黑了就回去，花几个钱买来两个烧饼和一杯白开水，把肚子填饱了，就找个墙角一歪，便睡了，第二天醒来，接着再去逛西安城。第四日夜里，我刚歪在售票大厅外面的一个柱子上打盹，一只手就朝我的裤兜袭来，兜里可是我明天回家的路费啊，我一激灵，抓住了那只手，眼前蹲着一个黑衣黑衫的男孩儿，见我睁开眼睛，他嘻嘻笑了，说姐姐你没睡呀？
男孩儿比我小一点点，生得浓眉大眼的，我瞪着他问干什么的，他笑着答复说小偷啊，我看看他脚上锃亮的皮鞋，心想哪有标榜自己是贼的呀，况且他身上穿的比我们学校里的高干子弟还要高级，就以为他在说笑，就冷冷地撒了他的那只手，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男孩儿从地上起来，款款伸展着他的两条胳膊，宽松的衣衫袖子象一对翅膀，仿佛一只振翅欲飞的蝙蝠。他敛了笑，说他说的是真的，他就是干那一行的。我仍然不相信，拿眼睛斜着他，说肯在这个地方安然睡大觉的人身上能有几个钱？
男孩儿又笑了，一边在我面前款款展翅，一边说他驻扎在这里四年了，夜夜都来，手顺的话一夜三四百，不顺就七八十块，从来没有空着手回去的。我更不相信了。他徐徐挨我坐下来，说他身上穿的肚子里装的都是这里的人们孝敬他的，接着滔滔不绝，给我讲解什么叫“天窗”什么叫“地道”都是他们那一行的专用名词，眉飞色舞地，可我一个也没记住。
我还是半信半疑。这时夜已经很深了，留宿于车站上的人们都睡熟了。男孩儿忽地拉我起来，说走，他带我上班去，让我看看他怎样工作，我觉得新鲜，就跟着去了。
来到候车室门口的走廊上，男孩儿领着我先走近了一群姑娘，姑娘们都穿着裙子，席地而坐，手抱膝盖，打着盹儿。男孩儿弯下身子，手指在其中一个姑娘的长筒袜上轻轻一划，再用另一只手轻轻一摸，五十块钱就到手了。接着用同样的方法袭击了另外几个姑娘。我被惊鄂得说不出话来。一完事儿，男孩拽着我就朝一边走。
到了一旁，我才发现男孩儿的手指间夹着一枚袖珍刀片。男孩儿满心欢喜，将刚刚“工作”来的四张五十元的票子翩然放进衣衫兜里，问我怎么样，说他没说谎吧。我却慌得要死，象是也刚刚“工作”了一回似的。歇息了一會儿后，男孩儿又带我走进了候车室，那里头人不太多，男男女女坐在椅子上。
男孩儿领着我来来回回巡视了好几圈后，才在一个熟睡的男子的身边落座，不过，这一次，没能得手，他刚把手探向那男子的裤兜时，男子就醒了，男子刚要开口呵斥，就给他用揣在衣袖里的尖刀抵住了腰部，他压低嗓子说：嗨，哥们，我最近手头紧，麻烦你给点？男子大概也是头一次遭遇此种事情，愣愣地，两只手机械地往外掏口袋，可惜是个穷光蛋，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也没能凑够一百块。
男孩儿掠过那钱，塞进兜里，扯一下我，走了。出了候车室，来到广场上，男孩儿说姐姐我请吃夜宵吧，我摇头，他看着我，说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我还是摇头，说那我也不去，他还看着我，哀求似地，说我要是嫌他的钱脏的话，陪他去坐着，别动筷子好了。看着他可怜巴巴的样子，我答应了。
走进一个昼夜饭馆后，男孩儿要了一大碗肉丝面，又要了一碗，我急忙说我可不吃的，他满脸正经说没人逼我吃啊，我说那你怎么要两碗，他大口往嘴里挑面，说他饭量大，一碗不够吃，我就闭了嘴，看他吃面，可是看着看着，我就馋上了，我都四天没见油荤了，我直咽唾沫，他看见了，伸手将另一碗面推过来，说忍不住了吧，我脸红了，他笑了，有点顽皮的样子，接着把筷子递过来，说他就知道我早饿坏了。
面吃到一半的时候，我渐渐有了精神，就问他怎么干上了那一行，他也停止了吃面，说他是西安李家村人，上初一时跟同学打架，把同学的脑袋整了个大窟窿，害得家里花了一万多块钱的医药费，后来那同学出院了，他也被赶出了家门，当时没地儿去，就来了火车站，刚来的时候，不懂这一行的规矩，也没经验，他受尽了欺负，不过现在好了，同行的哥们都让他三分。我问他住哪儿呀，他说他在车站附近租有房子，我又问他回过家吗，我知道李家村不远，就在西安边上，他摇摇头，说他自从那年出来就没回去过，一次都没有，我问为什么，他很不耐烦地摆一下手，说他已经给家里寄够一万块钱了，他不再欠家里的了。
吃完面，我们出来，朝广场走，男孩儿走在我前头，他走路总是脚尖先着地，两只胳膊也不老实，老想展翅的样子，倒是不难看。来到广场上，站下，他站在那里也不老实，轻轻地摇摆，象跳舞。我皱着眉毛看着他，问他往后有什么打算，他笑呵呵地，说他现在过得很好啊，白天睡大觉夜里出来上班，穿的吃的也都不比谁差，我的眉毛皱得更紧了，说这不是长久之计啊，问他难道就不怕，那是违法的，他说怕什么，车站派出所那里他早已经几进几出了，被逮住了抓进去，关几天放出来，然后再被抓进去，再给放出来。
最后，男孩儿还给我讲了一件他最得意的事情，就是那年他刚扒得了二百六十块钱，口袋还没来得及暖热，就被一个警察逮住了，警察伸手就拿走了二百，他被气坏了，去告了一状，结果，他没事儿，那个黑心警察却被下放走了。我睁大眼睛说警察也要钱，他扁扁嘴巴，说警察也是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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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已近黎明，凉透了，我不由抱住了胳膊，男孩儿忙将他的衣衫披在我的身上，他就只穿着黑色体恤在那里轻轻舞动。东方鱼白的时候，男孩儿说他该走了，说他们干那行的，见不了阳光的，就跟聊斋里的鬼一样，我从身上取下衣衫还了过去，没说什么，他穿好衣衫，掏出一张五十块的钱，递过来，我慌慌后退，说有我回去的路费，他执意递着那钱，让我拿着，说万一路上出个意外什么的，一个姑娘家的，多预备点钱没坏处。
我迟迟疑疑接过钱，跟他要地址，说等我回到家后一定给他把钱邮过来，他说他的地址不很稳定，我就反复给他说了好几遍我家的通讯地址，让他记住了，让他先给我写信，他答应了。当时我和他的身上都没有纸和笔。接着他叮咛我一定要及早回家，说外面乱得很，我点头说是，说我待會儿就去买车票。他就转了身往广场的尽头走，不知怎地，我鼻子酸酸地，我叫了一声，他转来了，说对不起，说他不能带我去他的住处了，因为他那里住着女人，我的鼻子愈发酸了，眼泪跟着就出来了，他定定地看着我，说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进去了，我會不會去看他，我脱口叫道，會的一定會的。他的眼圈猛地红了。他最后叫了声姐姐，走了。这次我没再叫他，望着他那舞蹈似的背影，无声无息地流着眼泪。
当晚我就回到了家里。接着念我的书。接着上了大学。再接着，离开家乡在遥远的异地落了脚。便再没到过西安。也从没收到过那个男孩儿的书信。
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再一次站在西安火车站的广场上时，那个身影一下子就从心底里跳了出来。他走路总是脚尖先着地，两条胳膊也不老实，老想展翅的样子，象一只蝙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