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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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仅产生大恐惧，亦产生大悲戚，这是人所共有的心理，但据说那些参禅悟道的僧侣道士，他们修炼到一定的层次后可以无视死亡，他们把死看成是一种解脱和大快乐，他们坚信他们的灵魂终于摆脱了人间地狱而进入了佛的理想金光世界。在他们眼里，人世总是苦难的。这世上毕竟是任何时候都不缺不幸的人们，尽管他们各有各的不幸和不幸的苦痛。所以，当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死后的来生的时候，其反而能安然、欣慰的面对死亡。姑且不说这是宗教给予人们心理上的自欺欺人的安慰，但对那些曾活在世上而又不可避免的遭受到了生活的挫折和欲望的破灭之打击的自视不幸的人来说，这样的自欺欺人的安慰不失为一个合理却可笑的逃路。
这种宗教的大虚无的安慰对于厌世的不幸者来说，也许确是治疗他们那欲望破灭后的不幸的小悲痛的良药。毕竟这世上不幸的人还很多，他们各有各的不幸，亦使得其常怀小苦恼，得小悲痛，间或幸灾乐祸的小欢喜；然而这样的人，终归难免在喜忧掺半的人生滑稽剧的折磨里缴械，把余后的残生扮演成人世间的点缀。
人有欲，故人生有爱，亦必有憎，因此难免有点小苦恼，而这小苦恼又难免产生点小苦痛，只是这样的小苦痛容易造就两种人，一是幸灾乐祸的憎人者，二是多欲多爱的败亡者。这两种人尽管心里含着人世给他们或自给的苦药，但他们还是坚强而勇敢的活着，憎人者靠幸灾乐祸的小欢喜，败亡者靠虚无的幻想和自欺。这两种人是不幸的人间造就的多如蝼蚁般的不幸的人物，倘若一朝其死去，于人间尚活着的生命无关痛痒，只是一场小小的滑稽剧的谢幕而已，倘若有泪，那只是另一场滑稽剧的开始。
人固有一死，谁可重于泰山？谁又轻如鸿毛？泰山、鸿毛之论只不过是贪生者不得不赴死时的慷慨自嘲。这样自嘲式的大话大得如泰山之蹦，一时震懵了普通的世人，倘若真的赴死成功，这样的大话也常成为统治者鼓吹的高风亮节，因为这正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者都需要的“忠臣”榜样；但倘若这样的大话说出后，其又不死，这就是千古的笑话了。前者常被视为“死”的悲剧，如文天祥，后人觉其死的可感可悲；而后者，无疑是“死”的喜剧了，如汪精卫。但倘若把汪精卫的自嘲式的赴死大话和前者相比，其气魄比泰山之蹦还大还有气魄。此事说来话长，话说汪精卫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时代一直是革命党人中英雄式的人物，他曾扬言要去恭亲王府邸刺杀腐朽的晚清王朝的第一权臣恭亲王；当时的人们可能认为他只是说说而已，因为虽是没落的晚清，但恭亲王的府邸也是戒备森严，刺杀恭亲王岂是儿戏，若真付诸行动，简直就是送死；而汪精卫不但去了，实践了他的扬言，而且在王府被擒，后被判砍头。就在他赴午门刑场处决时，他临死前喊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赴死大话，其云：“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颈就一刀，不负少年头”这样的大话和所有历史上就义的英雄们的遗言相比如何？只可惜的是汪精卫竟没死，他被革命党人救了，革命党人怎能让这样的英雄豪杰去死而见死不救呢？后来汪精卫成为了孙中山的第一秘书和孙临死前的遗嘱嘱托人，在后来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汪曾一度成为风云人物，左右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只可惜的是他该死时没死，其后来也成为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第一大汉奸，这是历史给他的人所共知的盖棺定论。但如今的人们又有多少知道此公汉奸背后的那一段刺杀恭亲王的慷慨就义而未果的故事，倘若他真的在一番大话后死去，恐怕如今的中小学教科书都会把他当作文天祥或谭嗣同式的英雄来供奉了，也许我们都会慷慨激昂的吟诵他那欲死而未果前的大话——“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颈就一刀，不负少年头”若单从诗的角度来说，汪的赴死大话是何等的慷慨激昂、豪气冲天，亦是何等的不可一世，何等的鬼神皆惊。但在历史的波涛里，尽管他临死的大话喊得惊天动地，他的这段故事毕竟也只如浪渣泛起，偶尔的被当做调侃而被提起。由此，我也就不大相信所谓的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自嘲式的大话。
人有生，必有死。憎人者生时的小欢喜，死时的滑稽，我们不妨当作人间的喜剧；多欲而多爱者生之时的苦痛，死之时的落寞，那是人生戏剧的彻底败亡和落幕。至于大多的人，是在这二者之间摇摆晃荡着，其生之日和死之时亦在喜剧和戏剧的喜忧掺半间莫名的上演着。人世间少有的是死的悲剧，尽管也许不乏活着时的自认的悲剧。大多数的人的死，只产生大恐惧或大悲戚，至于死去的人，已无所谓人世的一切了，有所谓的是活着的人们。活着的人们，有大恐惧，那是自身的贪生；有大悲戚，则多是人世伦理的压迫，尚属滑稽剧之列；偶或有真感伤而流泪者，徒念死者生时之恩德，或恋死者身后留下之货利故。而这一丁点不要钱的眼泪算是生之人对死者的报效吧，又似乎这几滴廉价的眼泪是活着的人们的良心尚存的昭示，这应算是人间的大幽默吧；而这样的幽默剧却要产生悲剧的效果，我们就只有把幽默带来的欢乐憋在心里了。
艺术家能沉寂在艺术创造所带来的快乐中，而得以暂时的忘却人世间的不幸和一切苦痛；懂得欣赏艺术的人也能达到这样的目的，这可谓是精神胜利法，虽有鲁迅笔下的阿q之嫌，但这确实是一切艺术存在的根本原因和价值所在。据说艺术修养极高的人，其死时和那些相信天国的存在的信教徒一样安静平和，前者把身心的苦痛寄托在艺术的精神世界上，忘却肉身的苦痛，在对艺术的唯美追求和信仰中得到对死的恐惧及苦痛的超脱。美，尤其是艺术的唯美，很多时候可以成为对付人世苦痛的麻醉药。在艺术的大美面前，人世的、肉身的苦痛显得微不足道。至于那些修道参禅的僧尼，我敢说，很少是因为信仰才出家的，他们多半是现实生活的失败者和逃亡者，也有对虚妄天国的迷恋者，但不管他们因何种原因而出家，多半是带有自欺和欺人的性质，终究难免落入迷信的泥沼，顶多也就落得个活死人的下场，而这样的逃亡和迷恋，也只是另一种不幸和滑稽的开始。但不论逃亡也罢，还是自欺欺人也罢，天国的传说也是来世的迷梦，同样能给在当世不幸又病弱的人们以吸食大麻的快感，这也许是宗教存在的价值和原因。那些纯粹为了信仰而出家的人实在是少见，倘若真有，不失为先知和英雄了。
心所多欲者，必多所爱，当大苦恼，遭大悲苦，得不为人解之大寂寞。红楼梦中之宝玉、黛玉、秦钟、王熙凤之流是也，其生时之极欲，死时之悲凉，徒令人感叹；唯有多所爱而心怀大美如黛玉者，其生之时的唯美，令人心动，其死之时的凄美，令人惊心。而美之破灭，人之所共不欲；美之既灭，人世之大悲。美是人世间唯一永恒的价值所在，也是藏在人心中最宝贵且极易破碎的珍宝。当美之破灭，最易唤醒人性中的悲哀情感。红楼梦中所塑造的人物林黛玉，可以说是美的化身，读者在这一艺术人物身上寄托着自身对美的理想和追求，当黛玉死去，读者对美的憧憬也随之破灭，这种失落和打击使得读者顿生悲哀。这是红楼梦给唯美的宝黛之恋的悲剧，也是黛玉之死给读者留下的悲剧和哀思。
至于说现实之中，多欲者的鸡飞蛋打，或临死不闭眼，多是人间的闹剧，犹如红楼梦中贾瑞之意淫之欲过度而终至暴死一样，仅供爱看热闹的人们消遣消遣是无害的，倘若有悲，那是人间的黑色幽默，也是造物主开的玩笑。
诗曰：
天生一付臭皮囊
满眼只把色利装
欲海难填人间路
白骨垒成歌舞场
2009年7月30日星期四
死不仅产生大恐惧，亦产生大悲戚，这是人所共有的心理，但据说那些参禅悟道的僧侣道士，他们修炼到一定的层次后可以无视死亡，他们把死看成是一种解脱和大快乐，他们坚信他们的灵魂终于摆脱了人间地狱而进入了佛的理想金光世界。在他们眼里，人世总是苦难的。这世上毕竟是任何时候都不缺不幸的人们，尽管他们各有各的不幸和不幸的苦痛。所以，当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死后的来生的时候，其反而能安然、欣慰的面对死亡。姑且不说这是宗教给予人们心理上的自欺欺人的安慰，但对那些曾活在世上而又不可避免的遭受到了生活的挫折和欲望的破灭之打击的自视不幸的人来说，这样的自欺欺人的安慰不失为一个合理却可笑的逃路。
这种宗教的大虚无的安慰对于厌世的不幸者来说，也许确是治疗他们那欲望破灭后的不幸的小悲痛的良药。毕竟这世上不幸的人还很多，他们各有各的不幸，亦使得其常怀小苦恼，得小悲痛，间或幸灾乐祸的小欢喜；然而这样的人，终归难免在喜忧掺半的人生滑稽剧的折磨里缴械，把余后的残生扮演成人世间的点缀。
人有欲，故人生有爱，亦必有憎，因此难免有点小苦恼，而这小苦恼又难免产生点小苦痛，只是这样的小苦痛容易造就两种人，一是幸灾乐祸的憎人者，二是多欲多爱的败亡者。这两种人尽管心里含着人世给他们或自给的苦药，但他们还是坚强而勇敢的活着，憎人者靠幸灾乐祸的小欢喜，败亡者靠虚无的幻想和自欺。这两种人是不幸的人间造就的多如蝼蚁般的不幸的人物，倘若一朝其死去，于人间尚活着的生命无关痛痒，只是一场小小的滑稽剧的谢幕而已，倘若有泪，那只是另一场滑稽剧的开始。
人固有一死，谁可重于泰山？谁又轻如鸿毛？泰山、鸿毛之论只不过是贪生者不得不赴死时的慷慨自嘲。这样自嘲式的大话大得如泰山之蹦，一时震懵了普通的世人，倘若真的赴死成功，这样的大话也常成为统治者鼓吹的高风亮节，因为这正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者都需要的“忠臣”榜样；但倘若这样的大话说出后，其又不死，这就是千古的笑话了。前者常被视为“死”的悲剧，如文天祥，后人觉其死的可感可悲；而后者，无疑是“死”的喜剧了，如汪精卫。但倘若把汪精卫的自嘲式的赴死大话和前者相比，其气魄比泰山之蹦还大还有气魄。此事说来话长，话说汪精卫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时代一直是革命党人中英雄式的人物，他曾扬言要去恭亲王府邸刺杀腐朽的晚清王朝的第一权臣恭亲王；当时的人们可能认为他只是说说而已，因为虽是没落的晚清，但恭亲王的府邸也是戒备森严，刺杀恭亲王岂是儿戏，若真付诸行动，简直就是送死；而汪精卫不但去了，实践了他的扬言，而且在王府被擒，后被判砍头。就在他赴午门刑场处决时，他临死前喊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赴死大话，其云：“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颈就一刀，不负少年头”这样的大话和所有历史上就义的英雄们的遗言相比如何？只可惜的是汪精卫竟没死，他被革命党人救了，革命党人怎能让这样的英雄豪杰去死而见死不救呢？后来汪精卫成为了孙中山的第一秘书和孙临死前的遗嘱嘱托人，在后来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汪曾一度成为风云人物，左右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只可惜的是他该死时没死，其后来也成为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第一大汉奸，这是历史给他的人所共知的盖棺定论。但如今的人们又有多少知道此公汉奸背后的那一段刺杀恭亲王的慷慨就义而未果的故事，倘若他真的在一番大话后死去，恐怕如今的中小学教科书都会把他当作文天祥或谭嗣同式的英雄来供奉了，也许我们都会慷慨激昂的吟诵他那欲死而未果前的大话——“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颈就一刀，不负少年头”若单从诗的角度来说，汪的赴死大话是何等的慷慨激昂、豪气冲天，亦是何等的不可一世，何等的鬼神皆惊。但在历史的波涛里，尽管他临死的大话喊得惊天动地，他的这段故事毕竟也只如浪渣泛起，偶尔的被当做调侃而被提起。由此，我也就不大相信所谓的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自嘲式的大话。
人有生，必有死。憎人者生时的小欢喜，死时的滑稽，我们不妨当作人间的喜剧；多欲而多爱者生之时的苦痛，死之时的落寞，那是人生戏剧的彻底败亡和落幕。至于大多的人，是在这二者之间摇摆晃荡着，其生之日和死之时亦在喜剧和戏剧的喜忧掺半间莫名的上演着。人世间少有的是死的悲剧，尽管也许不乏活着时的自认的悲剧。大多数的人的死，只产生大恐惧或大悲戚，至于死去的人，已无所谓人世的一切了，有所谓的是活着的人们。活着的人们，有大恐惧，那是自身的贪生；有大悲戚，则多是人世伦理的压迫，尚属滑稽剧之列；偶或有真感伤而流泪者，徒念死者生时之恩德，或恋死者身后留下之货利故。而这一丁点不要钱的眼泪算是生之人对死者的报效吧，又似乎这几滴廉价的眼泪是活着的人们的良心尚存的昭示，这应算是人间的大幽默吧；而这样的幽默剧却要产生悲剧的效果，我们就只有把幽默带来的欢乐憋在心里了。
艺术家能沉寂在艺术创造所带来的快乐中，而得以暂时的忘却人世间的不幸和一切苦痛；懂得欣赏艺术的人也能达到这样的目的，这可谓是精神胜利法，虽有鲁迅笔下的阿q之嫌，但这确实是一切艺术存在的根本原因和价值所在。据说艺术修养极高的人，其死时和那些相信天国的存在的信教徒一样安静平和，前者把身心的苦痛寄托在艺术的精神世界上，忘却肉身的苦痛，在对艺术的唯美追求和信仰中得到对死的恐惧及苦痛的超脱。美，尤其是艺术的唯美，很多时候可以成为对付人世苦痛的麻醉药。在艺术的大美面前，人世的、肉身的苦痛显得微不足道。至于那些修道参禅的僧尼，我敢说，很少是因为信仰才出家的，他们多半是现实生活的失败者和逃亡者，也有对虚妄天国的迷恋者，但不管他们因何种原因而出家，多半是带有自欺和欺人的性质，终究难免落入迷信的泥沼，顶多也就落得个活死人的下场，而这样的逃亡和迷恋，也只是另一种不幸和滑稽的开始。但不论逃亡也罢，还是自欺欺人也罢，天国的传说也是来世的迷梦，同样能给在当世不幸又病弱的人们以吸食大麻的快感，这也许是宗教存在的价值和原因。那些纯粹为了信仰而出家的人实在是少见，倘若真有，不失为先知和英雄了。
心所多欲者，必多所爱，当大苦恼，遭大悲苦，得不为人解之大寂寞。红楼梦中之宝玉、黛玉、秦钟、王熙凤之流是也，其生时之极欲，死时之悲凉，徒令人感叹；唯有多所爱而心怀大美如黛玉者，其生之时的唯美，令人心动，其死之时的凄美，令人惊心。而美之破灭，人之所共不欲；美之既灭，人世之大悲。美是人世间唯一永恒的价值所在，也是藏在人心中最宝贵且极易破碎的珍宝。当美之破灭，最易唤醒人性中的悲哀情感。红楼梦中所塑造的人物林黛玉，可以说是美的化身，读者在这一艺术人物身上寄托着自身对美的理想和追求，当黛玉死去，读者对美的憧憬也随之破灭，这种失落和打击使得读者顿生悲哀。这是红楼梦给唯美的宝黛之恋的悲剧，也是黛玉之死给读者留下的悲剧和哀思。
至于说现实之中，多欲者的鸡飞蛋打，或临死不闭眼，多是人间的闹剧，犹如红楼梦中贾瑞之意淫之欲过度而终至暴死一样，仅供爱看热闹的人们消遣消遣是无害的，倘若有悲，那是人间的黑色幽默，也是造物主开的玩笑。
诗曰：
天生一付臭皮囊
满眼只把色利装
欲海难填人间路
白骨垒成歌舞场
2009年7月30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