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眼泪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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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乙酉年腊月二十七。算起来，母亲去世整整一周年了。母亲的一生，可以说是命运多舛的一生。
母亲所出身的家庭，家境还算不错。母亲姓程，在安徽属一大姓。其祖辈，便是从那里迁至咸宁落户的。外祖父是从商的，据说是店员，经常跑天津、上海，给外祖母和姨妈带回一些新奇的东西。外祖母姓陆，出身于武昌一中医世家。母亲有一位抗战时逃难到四川的表姐，解放后，想要寻找失散的亲人，便茫然地写了一封信，不知地址，信封上只写着“武昌陆继寒收”便意外地找回了亲人。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应该说是幸福的，但对于母亲来说，却不其然。
母亲出生于1920年。她出生时，有一个比她整整大10岁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姨妈。外祖父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一看又是一个女伢，心里不高兴了。加上算命的说，母亲有克父母之像，于是便将母亲给到一邮电工人的家中。这家两口子，也就是母亲的继父继母，都爱抽大烟，家境一贫如洗，根本不管母亲的生活起居。继父继母吃光了家底，吃垮了身体，很快就相继出世了。母亲只好又回到程家。抗战前，外祖父便早早地去世了。落下外祖母带着三个孤苦的女儿。外祖母便将积蓄下来的钱买了三处房屋，用租金贴补生活。
大姨妈嫁给武昌宋家，其家境尚可。董必武闹革命时，因缺少经费，曾向姨父家借了一笔钱，打下欠条，说等革命胜利后归还。这张欠条一直保留到文革初期“破四旧”时，姨父怕遭来杀生之祸，便将它偷偷地烧掉了。
后来，母亲进了美国传教士在汉口办的护士学校。因为这样的学校，可以不收一文钱。1938年，当武汉成为抗战的大本营之时，母亲正当青年，也和同学们一样，举着小旗，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曲走在游行的队伍中。紧接着是逃难，母亲的全家，教会医院都迁至恩施。外祖母一家，在恩施的生活十分艰苦。据比母亲小10岁的小姨妈说，那时要穿草绿色的童子军服，外祖母无钱染布，便找来一些树叶将土布一染，做成童子军服。看见别人穿着色泽一致的衣服，自己却穿着颜色深浅不一的衣服，小姨妈感到很害臊。幸亏那时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堂舅接济。
在恩施，母亲认识了在第六战区司令部的一文职官员，那便是我父亲。当时，在教会医院工作的护士是不允许成家的。据美国传教士所言，成家后就不能像兰丁格尔那样忠实于护理工作了，不会将病人当亲人一样对待了。抗战胜利后，母亲便脱离了教会医院，随着父亲到石家庄一所政府所办的医院工作。父亲时任石家庄兵站站长，管理着供给部队的一切军用物资和生活物资，却没有贪污一文钱，尽忠职守。
解放军攻打石家庄城时，母亲听到街上嚷着，解放军抓到了一国民党的大官，母亲挤在一群里一看，是父亲，这时，母亲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地，庆幸父亲没有死在战乱之中。受白求恩大夫训练过的一批医生进驻了母亲所在的医院后，这所医院被命名为石家庄市白求恩医院。母亲说，那些医生给受伤的军人取子弹，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麻醉，刀下之处子弹就随之挖出来了，动作十分麻利。
在部队遣返被俘人员后，父亲审时度势，去了北平。母亲这时怀上了我。有一天，她听人说，铁树开了花，要改朝换代了，便挺着大肚子，挤在人群中看那开花的铁树。1948年春天，我出生于北平妇产医院里，一个十分肥胖的小子。北平和平解放后，父母亲都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大熔炉。父亲在部队训练大队里接受着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母亲带着我，在部队医疗队工作。行军、换营房是家常便饭，每到一处营地后，母亲便将我往老百姓家一甩，任老乡喂我小米粥还是窝窝头，她都无法顾及，去忙她的工作，还要教老百姓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之类的歌曲。母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坐过的飞机就一架小直升机。那是军长的夫人遇难产了，便用那直升机将母亲接去助产。婴儿产下后，军长十分感激母亲，便将一件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军用呢披风作为酬礼送给了母亲。1950年，母亲在天津生大弟时，父亲正在部队反省历史，很长时间后才见到大弟。有了大弟后，行军时，仅只三四岁的我也有了任务，背着弟弟尿片跟着大部队走，每到一处，我便守住母亲的行李，不敢轻易挪动一步。
朝鲜战争打响后，部队要开赴朝鲜作战，这时，带家属的人员必须转业。父亲的老家是在河北一个小小的村落里，而母亲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就只能复员到武汉。当时的武汉，其区域是按一区、二区等划分的。部队首长对母亲说，武汉市第四区最需要优秀的转业军人，特别是医务人员，就这样，父母转业后被分配到汉阳卫生部门。到汉阳后，落脚的第一处是鹦鹉洲汉阳区结核病防治所。接着是母亲在处于洋油街的汉阳妇幼保健站工作。那时的工作十分辛苦，遇到难产便是我母亲上阵。有时三更半夜里也有人拍门，急着等母亲去解决难产的问题。再远的路，也无车辆马匹，全靠步行。1953年、1955年，小弟和妹妹相继出世，母亲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记得小弟出生时，缺母乳喂养，父亲便带着我到汉阳郊外的奶牛养殖场去预订牛奶。在那里，我也是有生第一次看到了公牛与母牛的交配。
外祖母生活来源原本想依赖于三栋房屋。可三栋房子，不仅一栋也没落到，且还生出一些烦恼。靠司门口转角处，也就是原武昌区政府正对面处的门面屋，在抗战胜利之后，便被国民党的兵痞占住，解放后收为国有，文革后成为曹祥泰的一家糖果店，现在是一座大厦耸立于原址。另一栋在三府角的房子，因无人管理，被穷人占住，拆得东缺一块，西损一处，又无法收回租金，只好便宜卖掉。先贤街的一处，是程氏姓本家所住，但在社会主义改造时，被成为了改造对象，只留下大姨妈和外祖母居住的两处。为这件事，外祖母每天起床后就骂居住在对面房间里的其亲叔子，从早骂到晚，自己不能安身，对面叔外公的一家也不能安身。因这位叔外公时任居委会主任，房子充公后，只待喜报贴在了大门上，外祖母才知道失去了这栋房子。外祖母与叔外公的恩怨，也影响着我母亲的情绪，但我母亲念念不忘堂舅在恩施时对她全家的支助，善待堂舅一家。在堂舅父、舅母病重时，每天为其注射针药，使我那些表兄弟们感激不尽。
我上学后，母亲在国棉一厂工作，接着又调到桥口帆布厂，文革前调到东方红床单厂。这期间，母亲吃尽了苦头。从汉阳晴川街到桥口帆布厂，每天来回过江后要穿过整条汉正街，还要照顾在帆布厂幼儿园的弟妹。这还不说，她被人们认为是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加上平时爱唠叨，在政治上吃了不少的苦头。修筑丹江水坝时，她被派往去挑了几个月的黄泥巴。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忍受饥饿，尽量让孩子们能多吃一点。
文革期间，父亲被拉去戴高帽子游街、下跪，膝关节被磨得鲜血直流，母亲的心像被针剌一样地痛。当有发生武斗的迹象时，母亲便提前将我送到省工农干部学校、小姨妈居住的地方，直到“七二”以后，才让我回家。这时，汉阳的租住房已被房东赶出来了，我们只好与外祖母挤住一处。
1968年下半年，我由于盲目的冲动，不顾同学们的阻拦，在三中第一个写出要求下农村的大字报，表明上山下乡的志愿。母亲毫无办法，只好让我早于其他同学离开她的身边。但她的心却时时牵挂着我。在下乡这一点上，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兄弟姊妹，各奔自己的前程，不允许下放到一处；不允许偷偷地离开，跑回武汉；18岁后，要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不能再依赖于父母了。所以，我们兄弟姊妹4人，下放的地方分为4处。这样，更使母亲为我们操心了。接着，已60岁的父亲，被安排随汉阳区卫生局下放到宜昌县凉水井公社，那只能出产包谷的山区。这时，在武汉，只剩下孤苦伶仃的母亲，加上外祖母的去世，剩下的唯一外祖母的一间房，被居委会主任占去，我们的家又被赶到后宰门低矮的平房去了，与德大的家为邻。我与萍萍结婚时，大怀写的喜联横联中“蓬荜生辉”四字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落实政策后，父母本该享享晚年的清福。不幸地是，1980年，大弟丢下弟媳和仅1岁多的儿子离开了人世，老年丧子的痛苦落到了父母的头上。母亲为了协助弟媳将失去父爱的侄儿费了不少精力，使一个不谙世事的顽童成为了有志青年。
1996年，父亲去世，母亲在失去伴侣不到一年的时间，远在襄樊的弟弟要自创一套功法，而无原无故地患病，失去了正常的思维。在母亲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中风瘫痪在床，大弟媳为了回报母亲对侄儿的照料之恩，精心照料和呵护母亲，为母亲端屎端尿，送茶喂饭，才使得母亲有一个善终。
甲申年腊月二十七日七时二十三分，母亲永远离开了人世，与我们永别了。她离我们而去，却一点一滴地为后人想到了。儿孙们因春节都回汉了，不需要另外受车马劳累之苦；新旧两年就在一转眼间渡过了；新香年与头七一起过；母亲安葬后又不耽误儿孙们在一起共渡除夕；每做一个七都是休息日，不需要另外请假；做完七七马上就是清明节。
这就是我母亲平凡而饱经沧桑一生。她用那甘美的乳汁，将儿女抚养成人。她倾注了一生的爱，爱亲人，爱生活；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去奉献社会。
作于2006年1月26日
今天是乙酉年腊月二十七。算起来，母亲去世整整一周年了。母亲的一生，可以说是命运多舛的一生。
母亲所出身的家庭，家境还算不错。母亲姓程，在安徽属一大姓。其祖辈，便是从那里迁至咸宁落户的。外祖父是从商的，据说是店员，经常跑天津、上海，给外祖母和姨妈带回一些新奇的东西。外祖母姓陆，出身于武昌一中医世家。母亲有一位抗战时逃难到四川的表姐，解放后，想要寻找失散的亲人，便茫然地写了一封信，不知地址，信封上只写着“武昌陆继寒收”便意外地找回了亲人。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应该说是幸福的，但对于母亲来说，却不其然。
母亲出生于1920年。她出生时，有一个比她整整大10岁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姨妈。外祖父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一看又是一个女伢，心里不高兴了。加上算命的说，母亲有克父母之像，于是便将母亲给到一邮电工人的家中。这家两口子，也就是母亲的继父继母，都爱抽大烟，家境一贫如洗，根本不管母亲的生活起居。继父继母吃光了家底，吃垮了身体，很快就相继出世了。母亲只好又回到程家。抗战前，外祖父便早早地去世了。落下外祖母带着三个孤苦的女儿。外祖母便将积蓄下来的钱买了三处房屋，用租金贴补生活。
大姨妈嫁给武昌宋家，其家境尚可。董必武闹革命时，因缺少经费，曾向姨父家借了一笔钱，打下欠条，说等革命胜利后归还。这张欠条一直保留到文革初期“破四旧”时，姨父怕遭来杀生之祸，便将它偷偷地烧掉了。
后来，母亲进了美国传教士在汉口办的护士学校。因为这样的学校，可以不收一文钱。1938年，当武汉成为抗战的大本营之时，母亲正当青年，也和同学们一样，举着小旗，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曲走在游行的队伍中。紧接着是逃难，母亲的全家，教会医院都迁至恩施。外祖母一家，在恩施的生活十分艰苦。据比母亲小10岁的小姨妈说，那时要穿草绿色的童子军服，外祖母无钱染布，便找来一些树叶将土布一染，做成童子军服。看见别人穿着色泽一致的衣服，自己却穿着颜色深浅不一的衣服，小姨妈感到很害臊。幸亏那时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堂舅接济。
在恩施，母亲认识了在第六战区司令部的一文职官员，那便是我父亲。当时，在教会医院工作的护士是不允许成家的。据美国传教士所言，成家后就不能像兰丁格尔那样忠实于护理工作了，不会将病人当亲人一样对待了。抗战胜利后，母亲便脱离了教会医院，随着父亲到石家庄一所政府所办的医院工作。父亲时任石家庄兵站站长，管理着供给部队的一切军用物资和生活物资，却没有贪污一文钱，尽忠职守。
解放军攻打石家庄城时，母亲听到街上嚷着，解放军抓到了一国民党的大官，母亲挤在一群里一看，是父亲，这时，母亲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地，庆幸父亲没有死在战乱之中。受白求恩大夫训练过的一批医生进驻了母亲所在的医院后，这所医院被命名为石家庄市白求恩医院。母亲说，那些医生给受伤的军人取子弹，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麻醉，刀下之处子弹就随之挖出来了，动作十分麻利。
在部队遣返被俘人员后，父亲审时度势，去了北平。母亲这时怀上了我。有一天，她听人说，铁树开了花，要改朝换代了，便挺着大肚子，挤在人群中看那开花的铁树。1948年春天，我出生于北平妇产医院里，一个十分肥胖的小子。北平和平解放后，父母亲都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大熔炉。父亲在部队训练大队里接受着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母亲带着我，在部队医疗队工作。行军、换营房是家常便饭，每到一处营地后，母亲便将我往老百姓家一甩，任老乡喂我小米粥还是窝窝头，她都无法顾及，去忙她的工作，还要教老百姓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之类的歌曲。母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坐过的飞机就一架小直升机。那是军长的夫人遇难产了，便用那直升机将母亲接去助产。婴儿产下后，军长十分感激母亲，便将一件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军用呢披风作为酬礼送给了母亲。1950年，母亲在天津生大弟时，父亲正在部队反省历史，很长时间后才见到大弟。有了大弟后，行军时，仅只三四岁的我也有了任务，背着弟弟尿片跟着大部队走，每到一处，我便守住母亲的行李，不敢轻易挪动一步。
朝鲜战争打响后，部队要开赴朝鲜作战，这时，带家属的人员必须转业。父亲的老家是在河北一个小小的村落里，而母亲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就只能复员到武汉。当时的武汉，其区域是按一区、二区等划分的。部队首长对母亲说，武汉市第四区最需要优秀的转业军人，特别是医务人员，就这样，父母转业后被分配到汉阳卫生部门。到汉阳后，落脚的第一处是鹦鹉洲汉阳区结核病防治所。接着是母亲在处于洋油街的汉阳妇幼保健站工作。那时的工作十分辛苦，遇到难产便是我母亲上阵。有时三更半夜里也有人拍门，急着等母亲去解决难产的问题。再远的路，也无车辆马匹，全靠步行。1953年、1955年，小弟和妹妹相继出世，母亲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记得小弟出生时，缺母乳喂养，父亲便带着我到汉阳郊外的奶牛养殖场去预订牛奶。在那里，我也是有生第一次看到了公牛与母牛的交配。
外祖母生活来源原本想依赖于三栋房屋。可三栋房子，不仅一栋也没落到，且还生出一些烦恼。靠司门口转角处，也就是原武昌区政府正对面处的门面屋，在抗战胜利之后，便被国民党的兵痞占住，解放后收为国有，文革后成为曹祥泰的一家糖果店，现在是一座大厦耸立于原址。另一栋在三府角的房子，因无人管理，被穷人占住，拆得东缺一块，西损一处，又无法收回租金，只好便宜卖掉。先贤街的一处，是程氏姓本家所住，但在社会主义改造时，被成为了改造对象，只留下大姨妈和外祖母居住的两处。为这件事，外祖母每天起床后就骂居住在对面房间里的其亲叔子，从早骂到晚，自己不能安身，对面叔外公的一家也不能安身。因这位叔外公时任居委会主任，房子充公后，只待喜报贴在了大门上，外祖母才知道失去了这栋房子。外祖母与叔外公的恩怨，也影响着我母亲的情绪，但我母亲念念不忘堂舅在恩施时对她全家的支助，善待堂舅一家。在堂舅父、舅母病重时，每天为其注射针药，使我那些表兄弟们感激不尽。
我上学后，母亲在国棉一厂工作，接着又调到桥口帆布厂，文革前调到东方红床单厂。这期间，母亲吃尽了苦头。从汉阳晴川街到桥口帆布厂，每天来回过江后要穿过整条汉正街，还要照顾在帆布厂幼儿园的弟妹。这还不说，她被人们认为是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加上平时爱唠叨，在政治上吃了不少的苦头。修筑丹江水坝时，她被派往去挑了几个月的黄泥巴。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忍受饥饿，尽量让孩子们能多吃一点。
文革期间，父亲被拉去戴高帽子游街、下跪，膝关节被磨得鲜血直流，母亲的心像被针剌一样地痛。当有发生武斗的迹象时，母亲便提前将我送到省工农干部学校、小姨妈居住的地方，直到“七二”以后，才让我回家。这时，汉阳的租住房已被房东赶出来了，我们只好与外祖母挤住一处。
1968年下半年，我由于盲目的冲动，不顾同学们的阻拦，在三中第一个写出要求下农村的大字报，表明上山下乡的志愿。母亲毫无办法，只好让我早于其他同学离开她的身边。但她的心却时时牵挂着我。在下乡这一点上，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兄弟姊妹，各奔自己的前程，不允许下放到一处；不允许偷偷地离开，跑回武汉；18岁后，要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不能再依赖于父母了。所以，我们兄弟姊妹4人，下放的地方分为4处。这样，更使母亲为我们操心了。接着，已60岁的父亲，被安排随汉阳区卫生局下放到宜昌县凉水井公社，那只能出产包谷的山区。这时，在武汉，只剩下孤苦伶仃的母亲，加上外祖母的去世，剩下的唯一外祖母的一间房，被居委会主任占去，我们的家又被赶到后宰门低矮的平房去了，与德大的家为邻。我与萍萍结婚时，大怀写的喜联横联中“蓬荜生辉”四字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落实政策后，父母本该享享晚年的清福。不幸地是，1980年，大弟丢下弟媳和仅1岁多的儿子离开了人世，老年丧子的痛苦落到了父母的头上。母亲为了协助弟媳将失去父爱的侄儿费了不少精力，使一个不谙世事的顽童成为了有志青年。
1996年，父亲去世，母亲在失去伴侣不到一年的时间，远在襄樊的弟弟要自创一套功法，而无原无故地患病，失去了正常的思维。在母亲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中风瘫痪在床，大弟媳为了回报母亲对侄儿的照料之恩，精心照料和呵护母亲，为母亲端屎端尿，送茶喂饭，才使得母亲有一个善终。
甲申年腊月二十七日七时二十三分，母亲永远离开了人世，与我们永别了。她离我们而去，却一点一滴地为后人想到了。儿孙们因春节都回汉了，不需要另外受车马劳累之苦；新旧两年就在一转眼间渡过了；新香年与头七一起过；母亲安葬后又不耽误儿孙们在一起共渡除夕；每做一个七都是休息日，不需要另外请假；做完七七马上就是清明节。
这就是我母亲平凡而饱经沧桑一生。她用那甘美的乳汁，将儿女抚养成人。她倾注了一生的爱，爱亲人，爱生活；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去奉献社会。
作于2006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