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不断的小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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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下放的黄金卡大队与蔡家河大队仅隔着小溪河。而我，却仅到过一次蔡家河大队的地界。那是刚下乡的那年，文年、显刚、启志、诗平他们还没有下乡之时。
快临近冬天了。我们借住的小队长申光卫家一下子就添了三个能吃的知青，最主要是过冬的柴草问题，于是申队长给我们知青安排了一个工，要到河对岸的蔡家河地界去砍柴草。他派了一个老农作指导，让我们专拣带硬剌的荆棘砍，因只有这种柴草才耐烧。于是，我们全副武装，带上厚厚的帆布手套，冲担、绳子，还有头天磨好了镰刀，扎紧裤脚，跟着老农渡过小溪河，爬上长着半人高的茅草的山岭上，下乡时还半新的棉袄被荆棘划破了好几处。在老农的指导下，我们夹裹着荆棘砍茅草。那手套根本不顶用，不仅手套被剌划破了，而且手掌也被长满硬剌的荆棘剌得只流血。砍了半天只砍了一小堆，捆的时候，因为里面夹裹着荆棘，也不敢用膝关节去抵死将柴草捆紧，松松垮垮的。那冲担，两头尖尖裹着铁皮的剌，却挑不上柴草，一挑柴草堆就滑落了，我只好背着一小捆带剌的柴草过河回队。因手、肩、背被剌痛了，吃了苦头，所以印象特别深。
文年他们四男三女被分配到蔡家河大队后，我再也没有到蔡家河大队去了，但我对这些文革中一起厮混的学友们却保留着一份情感。我想，到那里只会给人添麻烦，因为每个知青组里，不是缺米，就是缺菜。更何况，蔡家河大队的自然条件比黄金卡大队差一些，工分值会更低一些，口粮会更短缺一些。
1970年下半年，我所在的黄金卡大队一小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修筑葛洲坝的省水利三团、四团、五团被派往这里，兴办宜昌钢铁厂。日本进口的绿色重型十轮大卡开过来了，推土机、压路机开过来了，我们原来做砖瓦的窑场被碾平了，被称之为卡子的原栽种柑橘的山岗被推平了。紧接着，工地上运来了许多竹子、棚席、铁丝。我被小队安排去打工，和当地农民一起搭建工棚。工棚搭建好了后，正赶上知青返城的高峰。我们小队里罗汉平被分配到宜昌麻纺织厂，张长林被分配到宜昌市机床厂，陈菊香被分配到汉阳造纸厂在他们离开小队时，大家出钱，在小溪塔镇买了一点肉、菜，我烧起了老虎灶，挽起了袖子，动手做了一桌菜，请来申队长，与罗汉平他们举行了一场告别宴。申队长吃得津津有味，罗汉平、张长林很高兴能分配到宜昌市，陈菊香更是高兴得哼起了歌。
邻队的知青正军同时被分配到武汉，她临行前告诉我，已与小队的一名知青有了恋爱关系，我真诚地对她表示祝福。怀着依恋的心情，我一直将正军送到宜昌九码头，望着那轮船随江远去，正军那文弱、清丽的形象却挥之不去。我怅然地回到住处，回到只剩下我一人的知青屋，听不到以往的欢笑，一声轻轻的叹息，就会有悠远的回声。这以后，大批大批的知青被分配到宜钢，住进了芦席棚。
与正军他们告别后，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孤单。公路上来往运输的大卡车像碾在我的心上。刚招进宜钢的知青那欢声笑语，哪怕是那吃饭时敲打碗筷的声音，我都感到莫名的恐惧。它，一声一声地剌疼着我的心，我的心似乎在滴血。我想采取逃离的办法，逃避宜钢兴建所带来的喧嚣声，逃避这近在咫尺的非常熟识的学友们的眼光。我逃到宜昌市，逃到大弟所在的宜昌市自来水厂里去，逃到罗汉平、张长林所在的厂里去，逃到文年所在电线厂里去，但我仍要回到小溪塔，回到那仅只我一人的知青屋，面对我被留在生产小队的现实。就在这时，我遇到了一位同命相连的知己——下放到小溪河对岸蔡家河大队的显刚。是啊，小溪河水隔不断我与显刚的交往。
当时最难的是，我们该怎样将自己的境遇告诉远在武汉的亲人，告诉那时时刻刻牵挂着我们的父母。我多少次拿起笔又放下去了；写好了几句，又撕掉了。显刚来到知青屋，我们相互鼓励，共同措辞，写下了这封家书。虽然前途一片茫然，但我们相互依赖着，相互支撑着，致使双方不会因沮丧而突然垮下去。
平时冷火秋烟的老虎灶因显刚的到来被点燃了，我们在一起绕有兴趣地做起了红苕粑粑。我将仅存的白糖拿出来，只要显刚一到，就将白糖给显刚和自己倒上半杯子，冲出两杯味道甜甜的糖茶。
实际上，我俩的言语很短，但遇到一起却有谈不完的话题。从个人的生活习惯谈到知青小组的同伴，从学校里的生活谈到文革中的经历，从弟妹的成长谈到家庭的境况
有时，他没来时，我会在门外的晒谷场上默默地散步，不知不觉地朝着渡口方向张望；或是沿着通往渡口的小路信步走去，然后又茫然地折回知青屋。
得到返城的消息后，在临走的前一天，我将所剩余的钱，在小溪塔镇上唯一的一家小餐馆中请显刚、保安吃了一餐饭。很奢侈地喝了一瓶红果酒，买了一听红烧肉罐头和一些小菜，找餐馆的厨房借了把菜刀将罐头撬开，大吃一顿，显刚为我能返回武汉而高兴，而我却很难找出贴切的话语来安慰他，来鼓励他。显刚清楚自今还清楚的记得那天是1970年的11月3日，星期三。
第二天凌晨4点，我乘着开往武汉的大客车离开了宜昌，车厢内一片欢声笑语，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想着丢下的显刚，将更加孤单地留在了蔡家河，留在了他那更加孤单的知青屋里，暗自里落下了眼泪。
趁新工人学习班给的第一个休息日，我便赶到显刚的家中，看见他父亲那略显苍老的样子，我真不忍心向他告之显刚的近况。后来听说显刚分到宜昌公路局开压路机，一方面为他摆脱了那孤苦的知青生活而高兴，却又为他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作业而叫苦。显刚熬过了十年这样的苦日子，成为了宜昌市经委的一名小车司机。有了一位贤慧的妻子，可是不幸的是，她却抛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女儿，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武装工作的属地化。每年临近春节时，我便要与公司武装部长一起去当阳慰问一位烈士的母亲，顺道可去一下宜昌市。一进入宜昌市内，我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显刚。但每当临近春节时，也是他工作最忙的时候，只能在电话中互道一声珍重。有一次，他终于能抽于空闲时间来，与我共同找到了在宜昌的一位初中同学，又去忙他的工作去了。
可以说，与显刚的交往，就如常人所说的“君子之交淡于水。”我不敢自称君子，但这句话却很贴切地反映了我俩的交往。只要一提到宜昌，我的眼前便会出现显刚那黑黑瘦瘦的脸庞，高挑的个子，穿着蓝学生装的形象，便会想起了我们共同渡过的最艰难的日子。
开通互联网后，使我与显刚又走到了一起，莫说小小的黄柏河，隔不断我们的友谊。就是武汉与宜昌，虽相距600公里，同样也隔不断我们的友谊。
我所下放的黄金卡大队与蔡家河大队仅隔着小溪河。而我，却仅到过一次蔡家河大队的地界。那是刚下乡的那年，文年、显刚、启志、诗平他们还没有下乡之时。
快临近冬天了。我们借住的小队长申光卫家一下子就添了三个能吃的知青，最主要是过冬的柴草问题，于是申队长给我们知青安排了一个工，要到河对岸的蔡家河地界去砍柴草。他派了一个老农作指导，让我们专拣带硬剌的荆棘砍，因只有这种柴草才耐烧。于是，我们全副武装，带上厚厚的帆布手套，冲担、绳子，还有头天磨好了镰刀，扎紧裤脚，跟着老农渡过小溪河，爬上长着半人高的茅草的山岭上，下乡时还半新的棉袄被荆棘划破了好几处。在老农的指导下，我们夹裹着荆棘砍茅草。那手套根本不顶用，不仅手套被剌划破了，而且手掌也被长满硬剌的荆棘剌得只流血。砍了半天只砍了一小堆，捆的时候，因为里面夹裹着荆棘，也不敢用膝关节去抵死将柴草捆紧，松松垮垮的。那冲担，两头尖尖裹着铁皮的剌，却挑不上柴草，一挑柴草堆就滑落了，我只好背着一小捆带剌的柴草过河回队。因手、肩、背被剌痛了，吃了苦头，所以印象特别深。
文年他们四男三女被分配到蔡家河大队后，我再也没有到蔡家河大队去了，但我对这些文革中一起厮混的学友们却保留着一份情感。我想，到那里只会给人添麻烦，因为每个知青组里，不是缺米，就是缺菜。更何况，蔡家河大队的自然条件比黄金卡大队差一些，工分值会更低一些，口粮会更短缺一些。
1970年下半年，我所在的黄金卡大队一小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修筑葛洲坝的省水利三团、四团、五团被派往这里，兴办宜昌钢铁厂。日本进口的绿色重型十轮大卡开过来了，推土机、压路机开过来了，我们原来做砖瓦的窑场被碾平了，被称之为卡子的原栽种柑橘的山岗被推平了。紧接着，工地上运来了许多竹子、棚席、铁丝。我被小队安排去打工，和当地农民一起搭建工棚。工棚搭建好了后，正赶上知青返城的高峰。我们小队里罗汉平被分配到宜昌麻纺织厂，张长林被分配到宜昌市机床厂，陈菊香被分配到汉阳造纸厂在他们离开小队时，大家出钱，在小溪塔镇买了一点肉、菜，我烧起了老虎灶，挽起了袖子，动手做了一桌菜，请来申队长，与罗汉平他们举行了一场告别宴。申队长吃得津津有味，罗汉平、张长林很高兴能分配到宜昌市，陈菊香更是高兴得哼起了歌。
邻队的知青正军同时被分配到武汉，她临行前告诉我，已与小队的一名知青有了恋爱关系，我真诚地对她表示祝福。怀着依恋的心情，我一直将正军送到宜昌九码头，望着那轮船随江远去，正军那文弱、清丽的形象却挥之不去。我怅然地回到住处，回到只剩下我一人的知青屋，听不到以往的欢笑，一声轻轻的叹息，就会有悠远的回声。这以后，大批大批的知青被分配到宜钢，住进了芦席棚。
与正军他们告别后，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孤单。公路上来往运输的大卡车像碾在我的心上。刚招进宜钢的知青那欢声笑语，哪怕是那吃饭时敲打碗筷的声音，我都感到莫名的恐惧。它，一声一声地剌疼着我的心，我的心似乎在滴血。我想采取逃离的办法，逃避宜钢兴建所带来的喧嚣声，逃避这近在咫尺的非常熟识的学友们的眼光。我逃到宜昌市，逃到大弟所在的宜昌市自来水厂里去，逃到罗汉平、张长林所在的厂里去，逃到文年所在电线厂里去，但我仍要回到小溪塔，回到那仅只我一人的知青屋，面对我被留在生产小队的现实。就在这时，我遇到了一位同命相连的知己——下放到小溪河对岸蔡家河大队的显刚。是啊，小溪河水隔不断我与显刚的交往。
当时最难的是，我们该怎样将自己的境遇告诉远在武汉的亲人，告诉那时时刻刻牵挂着我们的父母。我多少次拿起笔又放下去了；写好了几句，又撕掉了。显刚来到知青屋，我们相互鼓励，共同措辞，写下了这封家书。虽然前途一片茫然，但我们相互依赖着，相互支撑着，致使双方不会因沮丧而突然垮下去。
平时冷火秋烟的老虎灶因显刚的到来被点燃了，我们在一起绕有兴趣地做起了红苕粑粑。我将仅存的白糖拿出来，只要显刚一到，就将白糖给显刚和自己倒上半杯子，冲出两杯味道甜甜的糖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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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凌晨4点，我乘着开往武汉的大客车离开了宜昌，车厢内一片欢声笑语，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想着丢下的显刚，将更加孤单地留在了蔡家河，留在了他那更加孤单的知青屋里，暗自里落下了眼泪。
趁新工人学习班给的第一个休息日，我便赶到显刚的家中，看见他父亲那略显苍老的样子，我真不忍心向他告之显刚的近况。后来听说显刚分到宜昌公路局开压路机，一方面为他摆脱了那孤苦的知青生活而高兴，却又为他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作业而叫苦。显刚熬过了十年这样的苦日子，成为了宜昌市经委的一名小车司机。有了一位贤慧的妻子，可是不幸的是，她却抛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女儿，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武装工作的属地化。每年临近春节时，我便要与公司武装部长一起去当阳慰问一位烈士的母亲，顺道可去一下宜昌市。一进入宜昌市内，我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显刚。但每当临近春节时，也是他工作最忙的时候，只能在电话中互道一声珍重。有一次，他终于能抽于空闲时间来，与我共同找到了在宜昌的一位初中同学，又去忙他的工作去了。
可以说，与显刚的交往，就如常人所说的“君子之交淡于水。”我不敢自称君子，但这句话却很贴切地反映了我俩的交往。只要一提到宜昌，我的眼前便会出现显刚那黑黑瘦瘦的脸庞，高挑的个子，穿着蓝学生装的形象，便会想起了我们共同渡过的最艰难的日子。
开通互联网后，使我与显刚又走到了一起，莫说小小的黄柏河，隔不断我们的友谊。就是武汉与宜昌，虽相距600公里，同样也隔不断我们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