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家方方坐公30路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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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30日下午，我带着事先准备的阅读武汉和汉口的沧桑往事，坐在武汉图书馆多功能报告厅的14排9号，听湖北省著名作家、省文联主席方方的演讲：我和我的小说一起在武汉生长。当她说到她两岁到武汉，一直住在黑里湖、刘家庙一带的长办宿舍时，我有些激动了。啊，方方这位知名作家，是坐我的车——公交30路车走向社会的，走向武汉三镇的，终于有名人可以傍上了。
我从1972年到1979年的这段时间，绝大多数的时间是驾驶公交30路。这正好与方方在装卸公司工作和到武汉大学读书的时间相吻合。1972年，方方的父亲去世后，三个哥哥已都下了农村。她从1974年起在武汉市运输合作社干了4年，1978年考上武汉大学。从1974年到1978年的时间里，方方不是每天要坐公交30路么？因为到刘家庙、黑里湖，当时只有30路车可坐。好啊，这样公交30路可以傍上方方这个大作家，出出风头了。
其实，公交30路，可以不傍上方方，也能照样出名。30路到终点站药械厂的那条路叫二七路。为什么叫“二七路”呀？因为紧邻二七路不远的位置，是武汉铁路局在武汉最大的一处编组站。铁路工人摇着红绿小旗从这个车厢跳下，又攀上那个车厢，为列车编组的地方。这地方就是共产党员林祥谦领导工人大罢工的地方。1923年2月7日这一天，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惨遭杀害。在敌人的屠刀下，林祥谦断然拒绝军阀要他下令复工的威逼，高呼“头可断，工不可复”宁死不屈，慷慨就义。施洋就义时，身中三弹仍三呼“劳工万岁！”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
再说远点，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就是从争夺刘家庙开始的。
1911年10月18日，革命军在炮兵的支援下发起进攻，在刘家庙与清军展开肉搏战，进攻受挫，部队退到大智门车站附近。上午10时，革命军第一协的一队士兵，突然从右翼发起冲击，其势甚猛，突入清军阵地，但因孤军深入，翼侧暴露，使革命军遭受很大伤亡。数个小时后，革命军再次发起进攻，由于新兵不熟悉利用地形，伤亡较大，进展迟缓。这时，敢死队、炮兵部队以及附近的工人、农民都投入战斗，双方交战激烈，直至19日，革命军约三千人，以骑兵为前锋，在炮兵支援下，以两翼发起进攻，到中午时，才占领刘家庙，取得战斗的胜利。湖北总督瑞徴借故逃往上海。位于球场街的辛亥革命烈士陵园，俗称八大堆，埋葬的就是这次战斗中牺牲的烈士遗骸。
公交30路，是1970年6月1日开辟的一条公交线路。从汉口江汉码头至农业药械厂。1972年起点由江汉码头延至四官殿，沿途12个站点，全长8。6公里。这条线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经过汉口从四官殿到三阳路的在长江上几乎所有的码头，再穿过三阳路到沈阳路原来的日租界，经解放大道到黄浦路、工农兵路，二七路。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从王家巷到江汉关一带的沿江大道，可看到一片繁忙的景象。码头上停靠着大大小小的船舶，码头隔着沿江大道是深不可测的仓库一长溜地排列着。大大小小的货车挤得到处都是，忙着装卸货物。还有那无数辆由码头工人操纵着的、载着货物的电瓶车，穿梭似的在沿江大道上，奔忙于仓库与码头之间。加上乱穿马路的行人和从南京、上海或重庆、宜昌来来往往的旅客。我每天驾着大客车穿行其间，感到生活充满了阳光。驾车时，还经常在合作路遇到好友大怀和他的同伴。每逢星期六，可以遇到在长航工作的高中同学肖修武开着电瓶车参加干部的义务劳动。
30路经过的江汉关大楼绝对不能错过，这是武汉市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方方在汉口的沧桑往事一书的第169页至177页，图文并茂地将江汉关大楼详尽地作了介绍：1922年11月4日，在江汉关成立60周年的纪念日里，为江汉关大楼举行了奠基典礼仪式。经过三个年度，于1924年1月21日完工。整幢大楼占地面积1499平方米，主楼四层，正方形结构，底层为半地下室，钟楼亦有四层，总高度达463米，一经建成，它便成为武汉当时最高的建筑。
这座大楼无论从外观还是建筑水准上来说，都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它的主面设计采用三段构图的古典手法，以钟楼为中心形成对称。而墙面、山花、窗楣与入口半圆拱门的处理则是欧洲文艺复兴式风格，外墙用湖南花岗石叠彻，楼东、西、北三面墙均带花岗石廊柱，柱头上饰以变形的“科林斯”北面的8根大柱直径为1。5米，高及三层楼，一副顶天的派头。
我最感兴趣的是驾着大客车听那从钟楼里发出的既清脆而又悠远的奏乐和钟声，它似乎在催促着人们赶上时代的步伐。
离江汉关不远处是景明大楼。1948年8月7日，驻汉美国空军及在汉的外侨多人，在这座大楼里举行集体舞会，强奸了与会的妇女。集体强奸案发生后轰动全国，但当局却任罪犯逃之夭夭，案件不了了之。那年，另一起轰动全国的强奸案也发生在30路所经之地——黄浦路口。1948年9月9日，汉口陆军总医院住院军官崔博文等6人，轮奸了住院军官楼某之妻。案发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经半年时间的三级审判，第九补给区军法判处崔博文等4人死刑，于1949年3月23日执行枪决。哎，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一扯就扯远了，还是回到说30路上来。
在上世纪70年代，正是“乘车难”最厉害的时候。要想乘车，就得会“飞”“扒”、“抢”每天早晚高峰就像打仗似的。坐车的人像打仗，开车子的人也像打仗似的。
那时候，武汉只有一座长江大桥。汉口这一带到青山上班的，似乎只有一条捷径，从粤汉码头坐轮渡到武钢、一冶等单位上班。公交车站上每天早晚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焦急地等待着公交车的到来。车子还未到站，就有人飞身一跃，跳上来扒住车门，接着是一大群人跟着飞跃而上，扒在车门外。车未停稳，门却被扒开了，有的人还踩着轮胎，翻窗而入。在起点站便挤满了整整一车厢人。接着是第二站、第三站，人们仍拼命地往上挤，这个的前胸贴着那个的后背，如装沙丁鱼罐头似的，车门外常常是挂葡萄似地挂着一大串人，有的人挤在最外面，仅一只脚尖踩着车门沿。急了，有人会在车前，一只手扒着倒车镜架，一只脚踩在车前的保险杠上；还有人甚至扒上车顶。有时，为了能让车厢里挤进一些人，司机会带一脚急刹或猛甩一下盘子，挤得透不气来的乘客会感激地长叹一口气。遇到大雾轮渡停航时，码头上会窝着成群成群的人，等待着雾散开航。有的人会往回乘车，在家里做点家务再来；有的人会再想办法乘车经过长江大桥到武昌去。拥挤，又是车厢内的拥挤。当有人从车门上摔下来时，翻一个身，拍拍身上的尘土，又继续抢车。当年的方方，可能还没有这么深的乘车感受。因为她乘车的方向与拥挤的人流方向正好相反，挤车没有这么厉害。
再说开车的，也同样似打仗。那时的车子，车况都不怎么好，尤其是刹车不是那么灵，完全靠司机把握好“安全”二字，将人的神经绷得紧紧的。而乘客却不管那些，见车来了，就飞、扒、抢，不然就别想上车了。车少人多，经常会出现掉档的情况，后面的车老不来救驾，只好自己掌握，要么走岔道避开主要的大站，要么越站得冲过候车的人群。而我总时时刻刻都想到自己是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总是表现得很积极，带头顶住档子，总是按规矩停车靠站，有时还会让乘客从我的驾驶室门这边上车，经常是挤车的人太多了，甚至到妨碍我开车时伸不开手脚。但有一次例外，我装着一车人行驶在工农兵路上，正赶上五机床厂下班的人群。我突然心生出要越过空军医院站的念头，便加足马力往前冲，突然遇到一位乘客于生死而不顾地冲在大路中间。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甩盘子是不可能，当时那条道只有一车多宽。只有猛踩刹车，幸好车子停住了，不然牺牲的会是一条人命。这事每每回想起来总有些后怕。那时所开的车又旧又破。有一次下有一尺多深的大雪，我的车却抛锚到粤汉码头不远处，又冻又饿，只到凌晨1～2点钟才有工程车将坏车拖回停车场。
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挂在口边上的一句话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此，维持车站秩序的都是家庭成份好的带着袖章的民兵。我的一位同事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正在恋爱时期。那一天，我不记得是下过了小雨还是洒水车经过，反正路面有水。他开着车从调度室开到王家巷起点站，却不料刹车出现偏头的现象，将值勤的民兵挤死在车子与大堤之间。被公安局抓去后，被带上全是深严壁垒、持枪荷弹的警察坐的卡车上，以害死民兵罪挂着大牌子低着头游街，还开除了党藉。因挤死的是民兵，刑格外地判得重一些，坐了好几年牢。只到改革开放后才从牢里放出来，重新考大客执照，重新入党，重新谈恋爱结婚。
不过那时车少，只要车开动了，与乘务员配合得好，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上车的几乎全是月票，乘务员主要任务是照看车门。只要门最外边没有扒着小孩和妇女，乘务员让你开车，你只管大胆地开着走。路上也没有像现在如此多的红绿灯，只要车开动了，可以放开速度跑。警察也不兴开罚单，看见车门外挂着人，他会让你停下车，帮助将人往车厢里推，费力关上门后，再让你开车走。
黄浦路、工农兵路、二七路，当时全是碎石路，且年久失修。到处是大坑小洼，车底部经不住折腾，经常断半轴什么的。有一段时间将30路改为分两段跑，一段从王家巷到黄浦路，另一段安排几辆车从黄浦路至药械厂。
在驾车过程中，有很多熟识的乘客，有的可能是方方儿时的玩伴。在我印象中最深的是住在长办宿舍的长办医院方医生的女儿，一个十分清秀、文静的女孩。女承父业，在武汉市五中教英语，她经常乘坐我的车上下班，工余时还经常带着比她小十来岁弟弟上我车来玩。调到公交10路后，我一直在打听她的消息。长办宿舍里还住着两个失聪的女孩，当时大概十七、八岁。她俩常常结伴而行。我看到她俩时，便有意识地将车门对准她俩，让她俩好抢上车。渐渐地，她俩习惯地搭乘我开的公交车，有时还有意识地等着我的车。只要我的车一到，这两位失聪的女孩便会手舞脚蹈，用发音不十分准确的话语表示对我的车欢迎。还有几位在武汉市七一中学就读的学生，不知是不是住在长办宿舍里。
在驾车行驶30路线时，我与萍萍相恋6年。1979年结婚后，便调到公交10路去了，离开了那熟悉的线路，那熟悉的乘客。再后来，即1992年7月11日，30路划归当时的公汽一场管辖，我距离公交30路就更远了，这时的方方因上大学时便以写武汉方言小说而很有名气了，也可能只是偶尔乘坐公交30路，回长办宿舍看一眼住在那儿的老母亲罢了，而更多的时候是参加社会活动。但我想，她不会忘记，她是从坐公交30路开始社会生活的。
2008年8月30日下午，我带着事先准备的阅读武汉和汉口的沧桑往事，坐在武汉图书馆多功能报告厅的14排9号，听湖北省著名作家、省文联主席方方的演讲：我和我的小说一起在武汉生长。当她说到她两岁到武汉，一直住在黑里湖、刘家庙一带的长办宿舍时，我有些激动了。啊，方方这位知名作家，是坐我的车——公交30路车走向社会的，走向武汉三镇的，终于有名人可以傍上了。
我从1972年到1979年的这段时间，绝大多数的时间是驾驶公交30路。这正好与方方在装卸公司工作和到武汉大学读书的时间相吻合。1972年，方方的父亲去世后，三个哥哥已都下了农村。她从1974年起在武汉市运输合作社干了4年，1978年考上武汉大学。从1974年到1978年的时间里，方方不是每天要坐公交30路么？因为到刘家庙、黑里湖，当时只有30路车可坐。好啊，这样公交30路可以傍上方方这个大作家，出出风头了。
其实，公交30路，可以不傍上方方，也能照样出名。30路到终点站药械厂的那条路叫二七路。为什么叫“二七路”呀？因为紧邻二七路不远的位置，是武汉铁路局在武汉最大的一处编组站。铁路工人摇着红绿小旗从这个车厢跳下，又攀上那个车厢，为列车编组的地方。这地方就是共产党员林祥谦领导工人大罢工的地方。1923年2月7日这一天，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惨遭杀害。在敌人的屠刀下，林祥谦断然拒绝军阀要他下令复工的威逼，高呼“头可断，工不可复”宁死不屈，慷慨就义。施洋就义时，身中三弹仍三呼“劳工万岁！”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
再说远点，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就是从争夺刘家庙开始的。
1911年10月18日，革命军在炮兵的支援下发起进攻，在刘家庙与清军展开肉搏战，进攻受挫，部队退到大智门车站附近。上午10时，革命军第一协的一队士兵，突然从右翼发起冲击，其势甚猛，突入清军阵地，但因孤军深入，翼侧暴露，使革命军遭受很大伤亡。数个小时后，革命军再次发起进攻，由于新兵不熟悉利用地形，伤亡较大，进展迟缓。这时，敢死队、炮兵部队以及附近的工人、农民都投入战斗，双方交战激烈，直至19日，革命军约三千人，以骑兵为前锋，在炮兵支援下，以两翼发起进攻，到中午时，才占领刘家庙，取得战斗的胜利。湖北总督瑞徴借故逃往上海。位于球场街的辛亥革命烈士陵园，俗称八大堆，埋葬的就是这次战斗中牺牲的烈士遗骸。
公交30路，是1970年6月1日开辟的一条公交线路。从汉口江汉码头至农业药械厂。1972年起点由江汉码头延至四官殿，沿途12个站点，全长8。6公里。这条线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经过汉口从四官殿到三阳路的在长江上几乎所有的码头，再穿过三阳路到沈阳路原来的日租界，经解放大道到黄浦路、工农兵路，二七路。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从王家巷到江汉关一带的沿江大道，可看到一片繁忙的景象。码头上停靠着大大小小的船舶，码头隔着沿江大道是深不可测的仓库一长溜地排列着。大大小小的货车挤得到处都是，忙着装卸货物。还有那无数辆由码头工人操纵着的、载着货物的电瓶车，穿梭似的在沿江大道上，奔忙于仓库与码头之间。加上乱穿马路的行人和从南京、上海或重庆、宜昌来来往往的旅客。我每天驾着大客车穿行其间，感到生活充满了阳光。驾车时，还经常在合作路遇到好友大怀和他的同伴。每逢星期六，可以遇到在长航工作的高中同学肖修武开着电瓶车参加干部的义务劳动。
30路经过的江汉关大楼绝对不能错过，这是武汉市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方方在汉口的沧桑往事一书的第169页至177页，图文并茂地将江汉关大楼详尽地作了介绍：1922年11月4日，在江汉关成立60周年的纪念日里，为江汉关大楼举行了奠基典礼仪式。经过三个年度，于1924年1月21日完工。整幢大楼占地面积1499平方米，主楼四层，正方形结构，底层为半地下室，钟楼亦有四层，总高度达463米，一经建成，它便成为武汉当时最高的建筑。
这座大楼无论从外观还是建筑水准上来说，都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它的主面设计采用三段构图的古典手法，以钟楼为中心形成对称。而墙面、山花、窗楣与入口半圆拱门的处理则是欧洲文艺复兴式风格，外墙用湖南花岗石叠彻，楼东、西、北三面墙均带花岗石廊柱，柱头上饰以变形的“科林斯”北面的8根大柱直径为1。5米，高及三层楼，一副顶天的派头。
我最感兴趣的是驾着大客车听那从钟楼里发出的既清脆而又悠远的奏乐和钟声，它似乎在催促着人们赶上时代的步伐。
离江汉关不远处是景明大楼。1948年8月7日，驻汉美国空军及在汉的外侨多人，在这座大楼里举行集体舞会，强奸了与会的妇女。集体强奸案发生后轰动全国，但当局却任罪犯逃之夭夭，案件不了了之。那年，另一起轰动全国的强奸案也发生在30路所经之地——黄浦路口。1948年9月9日，汉口陆军总医院住院军官崔博文等6人，轮奸了住院军官楼某之妻。案发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经半年时间的三级审判，第九补给区军法判处崔博文等4人死刑，于1949年3月23日执行枪决。哎，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一扯就扯远了，还是回到说30路上来。
在上世纪70年代，正是“乘车难”最厉害的时候。要想乘车，就得会“飞”“扒”、“抢”每天早晚高峰就像打仗似的。坐车的人像打仗，开车子的人也像打仗似的。
那时候，武汉只有一座长江大桥。汉口这一带到青山上班的，似乎只有一条捷径，从粤汉码头坐轮渡到武钢、一冶等单位上班。公交车站上每天早晚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焦急地等待着公交车的到来。车子还未到站，就有人飞身一跃，跳上来扒住车门，接着是一大群人跟着飞跃而上，扒在车门外。车未停稳，门却被扒开了，有的人还踩着轮胎，翻窗而入。在起点站便挤满了整整一车厢人。接着是第二站、第三站，人们仍拼命地往上挤，这个的前胸贴着那个的后背，如装沙丁鱼罐头似的，车门外常常是挂葡萄似地挂着一大串人，有的人挤在最外面，仅一只脚尖踩着车门沿。急了，有人会在车前，一只手扒着倒车镜架，一只脚踩在车前的保险杠上；还有人甚至扒上车顶。有时，为了能让车厢里挤进一些人，司机会带一脚急刹或猛甩一下盘子，挤得透不气来的乘客会感激地长叹一口气。遇到大雾轮渡停航时，码头上会窝着成群成群的人，等待着雾散开航。有的人会往回乘车，在家里做点家务再来；有的人会再想办法乘车经过长江大桥到武昌去。拥挤，又是车厢内的拥挤。当有人从车门上摔下来时，翻一个身，拍拍身上的尘土，又继续抢车。当年的方方，可能还没有这么深的乘车感受。因为她乘车的方向与拥挤的人流方向正好相反，挤车没有这么厉害。
再说开车的，也同样似打仗。那时的车子，车况都不怎么好，尤其是刹车不是那么灵，完全靠司机把握好“安全”二字，将人的神经绷得紧紧的。而乘客却不管那些，见车来了，就飞、扒、抢，不然就别想上车了。车少人多，经常会出现掉档的情况，后面的车老不来救驾，只好自己掌握，要么走岔道避开主要的大站，要么越站得冲过候车的人群。而我总时时刻刻都想到自己是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总是表现得很积极，带头顶住档子，总是按规矩停车靠站，有时还会让乘客从我的驾驶室门这边上车，经常是挤车的人太多了，甚至到妨碍我开车时伸不开手脚。但有一次例外，我装着一车人行驶在工农兵路上，正赶上五机床厂下班的人群。我突然心生出要越过空军医院站的念头，便加足马力往前冲，突然遇到一位乘客于生死而不顾地冲在大路中间。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甩盘子是不可能，当时那条道只有一车多宽。只有猛踩刹车，幸好车子停住了，不然牺牲的会是一条人命。这事每每回想起来总有些后怕。那时所开的车又旧又破。有一次下有一尺多深的大雪，我的车却抛锚到粤汉码头不远处，又冻又饿，只到凌晨1～2点钟才有工程车将坏车拖回停车场。
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挂在口边上的一句话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此，维持车站秩序的都是家庭成份好的带着袖章的民兵。我的一位同事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正在恋爱时期。那一天，我不记得是下过了小雨还是洒水车经过，反正路面有水。他开着车从调度室开到王家巷起点站，却不料刹车出现偏头的现象，将值勤的民兵挤死在车子与大堤之间。被公安局抓去后，被带上全是深严壁垒、持枪荷弹的警察坐的卡车上，以害死民兵罪挂着大牌子低着头游街，还开除了党藉。因挤死的是民兵，刑格外地判得重一些，坐了好几年牢。只到改革开放后才从牢里放出来，重新考大客执照，重新入党，重新谈恋爱结婚。
不过那时车少，只要车开动了，与乘务员配合得好，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上车的几乎全是月票，乘务员主要任务是照看车门。只要门最外边没有扒着小孩和妇女，乘务员让你开车，你只管大胆地开着走。路上也没有像现在如此多的红绿灯，只要车开动了，可以放开速度跑。警察也不兴开罚单，看见车门外挂着人，他会让你停下车，帮助将人往车厢里推，费力关上门后，再让你开车走。
黄浦路、工农兵路、二七路，当时全是碎石路，且年久失修。到处是大坑小洼，车底部经不住折腾，经常断半轴什么的。有一段时间将30路改为分两段跑，一段从王家巷到黄浦路，另一段安排几辆车从黄浦路至药械厂。
在驾车过程中，有很多熟识的乘客，有的可能是方方儿时的玩伴。在我印象中最深的是住在长办宿舍的长办医院方医生的女儿，一个十分清秀、文静的女孩。女承父业，在武汉市五中教英语，她经常乘坐我的车上下班，工余时还经常带着比她小十来岁弟弟上我车来玩。调到公交10路后，我一直在打听她的消息。长办宿舍里还住着两个失聪的女孩，当时大概十七、八岁。她俩常常结伴而行。我看到她俩时，便有意识地将车门对准她俩，让她俩好抢上车。渐渐地，她俩习惯地搭乘我开的公交车，有时还有意识地等着我的车。只要我的车一到，这两位失聪的女孩便会手舞脚蹈，用发音不十分准确的话语表示对我的车欢迎。还有几位在武汉市七一中学就读的学生，不知是不是住在长办宿舍里。
在驾车行驶30路线时，我与萍萍相恋6年。1979年结婚后，便调到公交10路去了，离开了那熟悉的线路，那熟悉的乘客。再后来，即1992年7月11日，30路划归当时的公汽一场管辖，我距离公交30路就更远了，这时的方方因上大学时便以写武汉方言小说而很有名气了，也可能只是偶尔乘坐公交30路，回长办宿舍看一眼住在那儿的老母亲罢了，而更多的时候是参加社会活动。但我想，她不会忘记，她是从坐公交30路开始社会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