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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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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行则是义，但是人们不仅仅是为了仁义而活着的，人活着必须要追求一定的利益。怎么处理仁义与利益的关系，这是摆在孔子面前的难题，中国自古以来对于义利就没有一个系统的认知，要么如孟子一样偏重了义，要么如杨朱一样偏重了利。其实孔子本人并没有给出什么明确的答案，但是纵观论语，我们可以得出“义利兼得”这样的结论。
孔子很少单独谈及利，是因为利在仁义之后，获得了仁义的名声，利也随之而来。孔子反对急功近利，谋而后动，立足长远是孔子所一贯倡导的。天下熙嚷，为利来往，人们生存于世总要追求物质的或精神的利益。恰当地处理好义利关系，不偏不倚，中道而行之，即得义也得利，可以名利双收，这就是义利兼得。
义利兼得可以说是双赢理念的最早发源，义是对他人的，是对他人仁德的行为，利则是对自己的，是别人对自己的回报。这一点在第一章仁者无敌中也提过，如对人时做到“恭、宽、信、敏、惠”那么对方得到尊重、谅解、信任、方便、实惠，自己则能得到“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样的效果，也就是不会受到侮辱、民众支持、被人信任重用、被人依赖和提拔、使唤他人也可以使对方发自内心地认同。如果从政时做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种情况获利更是巨大，政策措施德被苍生，所有人都能从你的政策中获利，那么民众的回报就是对你如众星捧月一般。古今当官讲究将名标青史，万古留芳，这留下的名就是最大的利了。当然，这种留芳千古的人其后代也能跟着受益，典型的就是孔子和孟子了。
为不偏不倚地处理好义利关系，孔子提出了二种理念。
一是处理义利关系的心性理念。要从心性方面完善自我，提倡修养自身，修心养性，不被眼前的物欲迷失自我。君子应心态平和，淡化物欲，不骄不躁，内心不为贫富所扰。
孔子时代阶级分化、贫富悬殊，面对社会差别，知识分子们已经总结出了大众“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心理。所以孔子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绝对平均的平均主义并不可取，但是它是人们面对社会差别时的一种自发的心态，是不易消除的。怨并不能改变贫的现状，骄只会诱发他人的嫉妒和怨恨。所以无论贫富贵贱都应该端正心态。孔子也自我明志“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由于颜回不注重物质享受，所以孔子极力推崇颜回。他对颜回的评价很高，如论语雍也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自己对待富贵也很洒脱，在论语述而中记载，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通过不被认可而且可能受到他人怨恨地途径获得富贵最后可能受到排挤打击又失去，与其这样既得还失，宁可不去得到。
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修养心性方面与其他宗教不同，孔子强调的是现世的超越，强调的是超越现世人普遍性的低俗产生超越现世的高尚。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社会，修养的是个人面对社会的心性，目的是为了以后处理现世人际关系，修养的目标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能够高人一等能够无忧生存。通过个人心性修养寻求内在的超越，它是自觉的。而宗教强调的是超越现世，强调人们去接受一个高于一切的制约，有罪的人下地狱，而信仰的人进基督教的天堂或佛教的极乐世界。基督教强调人有与生俱来的原罪，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违背上帝的意志，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罪遗传给后世子孙，成为人类一切罪恶、灾难、痛苦和死亡的根源，人们只有信教才能获得救世主的救赎；人有后天今生所犯的本罪，通过忏悔才能获得宽恕。忏悔之后产生敬虔的信仰心，然后一生无罪无垢地进入天堂，这是一种超越现世的修养方法，是用外在的力量强制人来修身，它是强制的。
处理义利关系的心性理念是一种面对利时的心态，并不是要放弃可能的利益，只是在时机成熟时才去争取自己能够得到的利益。可得就得，不可则舍，量力而行，不适合自己得到的过于苛求反而有害。急功近利不可取，要得到一种长期的又不引起别人怨恨的利就要有一种良好的心态，遵从仁义之道显然是最佳选择，而仁义之道中就要提供一种能处理人们利益关系的最恰方案，这就是要有双赢理念。
二是在人际关系中提倡双赢，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成功基础上。当前而言，利并不单纯是物质利益，名声、名望、身份、地位、财富等都是可能得到的利。只不过得到这些利容易，保持住却难。孔子找到了一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方法，可以名利双收，即“先义后利，义然后取”这样就能得到“人不厌其取”的效果。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说，对于事业上可能的朋友要尽量支持，朋友成功自己也能得到重用；自己要成功也需要朋友们的成功来推进，大家都成功了，自己也就成功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就是典型的双赢理念。与之相应，论语颜渊中又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自己想要的也要想办法让别人得到，自己不想要的也不强迫别人。这种平等的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以克己复礼为出发点的，所以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孔子的利益观是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上的，若如此就“你好，我也好了”
在双赢理念的前提下，依据“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方法，如果自己想要取得某方面的成就就要想办法让朋友也取得相应的成就，这是“己欲”自己想要得到某方面，但朋友们未必也会想得到，这时就不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了，而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通过各种方法使朋友们改变原有思想支持自己。一个成功人士背后总有很多成功的朋友，这也就象后来人们提出的“有福同享”“有福同享”就是仁，而“有难同当”就是义。
但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对待持不同意见、政见的人也不应采用极端的方法。“党同伐异”是不可取的，在自己即将取得成功时也不要树立不必要的敌人。这就是中国人传统的方法“怀柔”、“同化”对不同意见的人要分化瓦解，争取同情和支持，起码不应引起他们的反对和攻击。“损人不利己”的做法没有什么价值，而“损人利己”也是不长久的。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采用直接争斗的方法并不是最高明的，最高明的方法是你与他争时对方也不引起警觉，灭敌于无形“不战而屈人”把祸患消灭在萌芽之中。这当然也是以双赢理念来支撑的，就是要引起对方的同情、支持、理解，动摇其精神迷惑其意识改造其思想，最终使对方认同自己的价值取向，使对方采用自己的思想主张，成为自己的后备力量。高明的政治家都善用此法，如三大宗教对外的传教活动，中国历史上对待少数民族的同化策略，政党的发展党员的行为。商家通过传媒广告的宣传最终引起大众购买欲望的活动也是愚弄、引诱、哄骗的有效方案，日本侵华前宣扬的“同文同种”也是一种瓦解抵抗的一种高明手段。“威逼利诱，软硬兼使”是人们经常采用的手法“先礼后兵”“文武齐下”虽然短期效果明显，但是一旦人们觉醒就会引起反抗。相对而言，传教和同化活动虽然见效缓慢但最终却无后患，这样一种不战而屈人的双赢策略才最可取。
处理义利关系的心性理念是面对利益诱惑时的自我心态调整方案，双赢的理念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佳策略。两种理念确立之后，在具体处理时又面临着义与利的有无、谁大谁小、谁先谁后、义利能否兼得的问题。
辨证地看待义利，实现义利兼得的最终目的。
首先“见利思义”见到利要想到它是否符合正义。孔子并不反对求利，但反对单纯以利为目的的行为。论语里仁记载，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也就是说，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做事，就会招来很多怨恨。自私自利的行为与正道是相反的，必然会召来祸患。不但要见利思义，还要“见得思义”欲得或已得都要思义。遇到利能与别人分享就是义，就是善，否则就是恶，就是不义。也就是要“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其次，不贪小利。取大义而舍小利，则得大利，能成大事。论语子路记载，子贡问政时，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也就是说，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做什么事，急于求成什么也做不好，贪图小利是做不成大事的。论语颜渊中记载子张问“达”时，孔子说“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也就是说，显达的人都是本性正直热衷于仁义的人，这些人善于察言观色，能够顾及他人。利与义是社会中人必须要考虑的，为长久之计，不能顾小失大。
再次，先义后利。在利与义面前，义先利后就是义，利先义后就是利。论语宪问中记载，孔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孔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向公明贾问公叔文子的情况，说：“是真的吗？这位老先生不说、不笑、不取财？”公明贾回答说：“这传话的人说得有点过分了。老先生适当时说，别人不讨厌他讲话；快乐时笑，别人不厌恶他的笑；符合道义才取财，别人就不讨厌他取财。”孔子说：“是这样呀，怎么会传成那样了。”
由此可以看到，这个公叔文子的谋略是十分高明的“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这就是先义后利。有好处大家都得到，先满足别人再论到自己，不但人不厌其取，还会是人乐于其取，不取他还不满意。
然后，以义来使人。在推行自己的主张，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时必然要与他人发生联系，这当然是要实现自己的利。只有以义来使人方才无忧。论语尧曰中记载，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方能惠而不费。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顺从百姓获利的意图让他们得到利，这样不就是让百姓得到恩惠而又不太过耗费吗？选择百姓能完成的劳役让他们去劳动，又有谁会怨怒呢？想得到仁的得到了仁，又怎么说是贪婪呢？”这是很高明的方略，利用人之时还能让人心甘情愿乐于效劳，这是人们常用的方法。即使短期内利用人，倡导正义也无往不胜。论语子路中，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居上位的人提倡礼，人民没有敢不尊敬的；居上位的人提倡义，人民不敢不服从；居上位的人崇尚信，人民不敢不真心实意做事。”
在达成自己的目的前，劝导人时要注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是对待君子这类空谈仁义的人，要用大义来驱使，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就要用利益实惠来驱使。别人想要获得利，自己就利用人们想要获得利益的心理来利用他们达成自己的利益。
最后，义利兼得。人生于世都有需求，有精神的有物质的，有抽象的有具体的，有低级的有高级的，有个人人身的有个人立足于社会的。人所有的需求对个人来讲对是利，实现个人需求时都要与别人发生联系，人是社会动物，脱离了社会这些需求就没有意义。把自己的利放之于社会，利有长期的有短期的，有当下的有将来的，有存在的有虚无的，有易于实现的，有毕其一生也难以得到的，有与别人关系不大的也有与他人密切相关的。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属于自己的利，人生来是自私的，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个人不能存在还何谈其他。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存在必然要求利，为了自己的存在能够延续下去也必然要求利。一般人都只在乎眼前的利益，不计将来，行为处世没有计划。“预则立，不预则废”智者总是“未雨绸缪”利用自然的社会的规律性来处世，体现出了高明的智慧和深远的谋略，智者总是具有战略眼光。“君子谋道不谋食”也是着眼于战略，战略指导思想确立之后方才制定具体的战术。也就是利用社会的规律性来做事，重视规律性的研究，忽略偶然性。利是义的效果，是隐性的，是不能为外人道的，所以论语子罕中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的仁义之道必须提出处理义利关系的合理方法才能被人们接受，而深刻地掌握了处理义利关系的心性理念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双赢理念之后，在面对具体问题时能够见利思义，不贪小利，能做到先利后义，然后以义来使人，就能义利兼得。
孔子提倡人们运用的义是利用正义的普适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号召力，光明正大地得到利，得到利的同时还能赢得社会承认和尊重，不得利别人还不愿意。这种义是长期的，是着眼于将来的，虽见效慢但持久。但是人们的义是存在于自己心灵深处的，一个人表现出来的义行并不能表明这个人是否就是真正的义。为了进一步培养人性，升华具有低级价值内涵的义，孔子并不满足于义利兼得，又提出了“君子义以为质”的理念。即把义做为一个人的德性，从而把义上升到抽象的层次，成为改造人们意识形态的终极力量。孔子的思想内核是“仁”人们的行为只要符合于仁道就是仁人“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孔子并不反对获（利），义利兼得的义的思想并不违背仁道。把义发展成德性，最终成为道德思想的核心之一是孟子的贡献。孟子依据人的性善论，抽象地发展仁义学说，把义做为人的一种本性。孟子的思想核心是义，这种义是一种超越了利的纯粹贡献。由义又生良知，王阳明继承了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理念创立了阳明心学。良知的概念最终发展成为现代道德范畴中的良心，而义则成为现代道德范畴中的义务。义最终脱离了利，由本身良心出发的义的思想最终支配着所有中国人。作为现代人，生活在这样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应把仁义作为自己的本心，以本心来对待社会事物，不要被物欲迷惑自我，也没必要如圣人或者佛祖一样彻底舍弃自我“我本良善”所以我们要正大光明地求利。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法律、法规、道德都许可的范围内求利，在适当时机再把自己的合理合法所得反哺社会，这样我们就可以义利兼得了。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行则是义，但是人们不仅仅是为了仁义而活着的，人活着必须要追求一定的利益。怎么处理仁义与利益的关系，这是摆在孔子面前的难题，中国自古以来对于义利就没有一个系统的认知，要么如孟子一样偏重了义，要么如杨朱一样偏重了利。其实孔子本人并没有给出什么明确的答案，但是纵观论语，我们可以得出“义利兼得”这样的结论。
孔子很少单独谈及利，是因为利在仁义之后，获得了仁义的名声，利也随之而来。孔子反对急功近利，谋而后动，立足长远是孔子所一贯倡导的。天下熙嚷，为利来往，人们生存于世总要追求物质的或精神的利益。恰当地处理好义利关系，不偏不倚，中道而行之，即得义也得利，可以名利双收，这就是义利兼得。
义利兼得可以说是双赢理念的最早发源，义是对他人的，是对他人仁德的行为，利则是对自己的，是别人对自己的回报。这一点在第一章仁者无敌中也提过，如对人时做到“恭、宽、信、敏、惠”那么对方得到尊重、谅解、信任、方便、实惠，自己则能得到“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样的效果，也就是不会受到侮辱、民众支持、被人信任重用、被人依赖和提拔、使唤他人也可以使对方发自内心地认同。如果从政时做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种情况获利更是巨大，政策措施德被苍生，所有人都能从你的政策中获利，那么民众的回报就是对你如众星捧月一般。古今当官讲究将名标青史，万古留芳，这留下的名就是最大的利了。当然，这种留芳千古的人其后代也能跟着受益，典型的就是孔子和孟子了。
为不偏不倚地处理好义利关系，孔子提出了二种理念。
一是处理义利关系的心性理念。要从心性方面完善自我，提倡修养自身，修心养性，不被眼前的物欲迷失自我。君子应心态平和，淡化物欲，不骄不躁，内心不为贫富所扰。
孔子时代阶级分化、贫富悬殊，面对社会差别，知识分子们已经总结出了大众“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心理。所以孔子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绝对平均的平均主义并不可取，但是它是人们面对社会差别时的一种自发的心态，是不易消除的。怨并不能改变贫的现状，骄只会诱发他人的嫉妒和怨恨。所以无论贫富贵贱都应该端正心态。孔子也自我明志“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由于颜回不注重物质享受，所以孔子极力推崇颜回。他对颜回的评价很高，如论语雍也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自己对待富贵也很洒脱，在论语述而中记载，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通过不被认可而且可能受到他人怨恨地途径获得富贵最后可能受到排挤打击又失去，与其这样既得还失，宁可不去得到。
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修养心性方面与其他宗教不同，孔子强调的是现世的超越，强调的是超越现世人普遍性的低俗产生超越现世的高尚。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社会，修养的是个人面对社会的心性，目的是为了以后处理现世人际关系，修养的目标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能够高人一等能够无忧生存。通过个人心性修养寻求内在的超越，它是自觉的。而宗教强调的是超越现世，强调人们去接受一个高于一切的制约，有罪的人下地狱，而信仰的人进基督教的天堂或佛教的极乐世界。基督教强调人有与生俱来的原罪，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违背上帝的意志，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罪遗传给后世子孙，成为人类一切罪恶、灾难、痛苦和死亡的根源，人们只有信教才能获得救世主的救赎；人有后天今生所犯的本罪，通过忏悔才能获得宽恕。忏悔之后产生敬虔的信仰心，然后一生无罪无垢地进入天堂，这是一种超越现世的修养方法，是用外在的力量强制人来修身，它是强制的。
处理义利关系的心性理念是一种面对利时的心态，并不是要放弃可能的利益，只是在时机成熟时才去争取自己能够得到的利益。可得就得，不可则舍，量力而行，不适合自己得到的过于苛求反而有害。急功近利不可取，要得到一种长期的又不引起别人怨恨的利就要有一种良好的心态，遵从仁义之道显然是最佳选择，而仁义之道中就要提供一种能处理人们利益关系的最恰方案，这就是要有双赢理念。
二是在人际关系中提倡双赢，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成功基础上。当前而言，利并不单纯是物质利益，名声、名望、身份、地位、财富等都是可能得到的利。只不过得到这些利容易，保持住却难。孔子找到了一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方法，可以名利双收，即“先义后利，义然后取”这样就能得到“人不厌其取”的效果。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说，对于事业上可能的朋友要尽量支持，朋友成功自己也能得到重用；自己要成功也需要朋友们的成功来推进，大家都成功了，自己也就成功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就是典型的双赢理念。与之相应，论语颜渊中又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自己想要的也要想办法让别人得到，自己不想要的也不强迫别人。这种平等的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以克己复礼为出发点的，所以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孔子的利益观是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上的，若如此就“你好，我也好了”
在双赢理念的前提下，依据“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方法，如果自己想要取得某方面的成就就要想办法让朋友也取得相应的成就，这是“己欲”自己想要得到某方面，但朋友们未必也会想得到，这时就不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了，而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通过各种方法使朋友们改变原有思想支持自己。一个成功人士背后总有很多成功的朋友，这也就象后来人们提出的“有福同享”“有福同享”就是仁，而“有难同当”就是义。
但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对待持不同意见、政见的人也不应采用极端的方法。“党同伐异”是不可取的，在自己即将取得成功时也不要树立不必要的敌人。这就是中国人传统的方法“怀柔”、“同化”对不同意见的人要分化瓦解，争取同情和支持，起码不应引起他们的反对和攻击。“损人不利己”的做法没有什么价值，而“损人利己”也是不长久的。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采用直接争斗的方法并不是最高明的，最高明的方法是你与他争时对方也不引起警觉，灭敌于无形“不战而屈人”把祸患消灭在萌芽之中。这当然也是以双赢理念来支撑的，就是要引起对方的同情、支持、理解，动摇其精神迷惑其意识改造其思想，最终使对方认同自己的价值取向，使对方采用自己的思想主张，成为自己的后备力量。高明的政治家都善用此法，如三大宗教对外的传教活动，中国历史上对待少数民族的同化策略，政党的发展党员的行为。商家通过传媒广告的宣传最终引起大众购买欲望的活动也是愚弄、引诱、哄骗的有效方案，日本侵华前宣扬的“同文同种”也是一种瓦解抵抗的一种高明手段。“威逼利诱，软硬兼使”是人们经常采用的手法“先礼后兵”“文武齐下”虽然短期效果明显，但是一旦人们觉醒就会引起反抗。相对而言，传教和同化活动虽然见效缓慢但最终却无后患，这样一种不战而屈人的双赢策略才最可取。
处理义利关系的心性理念是面对利益诱惑时的自我心态调整方案，双赢的理念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佳策略。两种理念确立之后，在具体处理时又面临着义与利的有无、谁大谁小、谁先谁后、义利能否兼得的问题。
辨证地看待义利，实现义利兼得的最终目的。
首先“见利思义”见到利要想到它是否符合正义。孔子并不反对求利，但反对单纯以利为目的的行为。论语里仁记载，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也就是说，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做事，就会招来很多怨恨。自私自利的行为与正道是相反的，必然会召来祸患。不但要见利思义，还要“见得思义”欲得或已得都要思义。遇到利能与别人分享就是义，就是善，否则就是恶，就是不义。也就是要“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其次，不贪小利。取大义而舍小利，则得大利，能成大事。论语子路记载，子贡问政时，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也就是说，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做什么事，急于求成什么也做不好，贪图小利是做不成大事的。论语颜渊中记载子张问“达”时，孔子说“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也就是说，显达的人都是本性正直热衷于仁义的人，这些人善于察言观色，能够顾及他人。利与义是社会中人必须要考虑的，为长久之计，不能顾小失大。
再次，先义后利。在利与义面前，义先利后就是义，利先义后就是利。论语宪问中记载，孔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孔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向公明贾问公叔文子的情况，说：“是真的吗？这位老先生不说、不笑、不取财？”公明贾回答说：“这传话的人说得有点过分了。老先生适当时说，别人不讨厌他讲话；快乐时笑，别人不厌恶他的笑；符合道义才取财，别人就不讨厌他取财。”孔子说：“是这样呀，怎么会传成那样了。”
由此可以看到，这个公叔文子的谋略是十分高明的“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这就是先义后利。有好处大家都得到，先满足别人再论到自己，不但人不厌其取，还会是人乐于其取，不取他还不满意。
然后，以义来使人。在推行自己的主张，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时必然要与他人发生联系，这当然是要实现自己的利。只有以义来使人方才无忧。论语尧曰中记载，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方能惠而不费。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顺从百姓获利的意图让他们得到利，这样不就是让百姓得到恩惠而又不太过耗费吗？选择百姓能完成的劳役让他们去劳动，又有谁会怨怒呢？想得到仁的得到了仁，又怎么说是贪婪呢？”这是很高明的方略，利用人之时还能让人心甘情愿乐于效劳，这是人们常用的方法。即使短期内利用人，倡导正义也无往不胜。论语子路中，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居上位的人提倡礼，人民没有敢不尊敬的；居上位的人提倡义，人民不敢不服从；居上位的人崇尚信，人民不敢不真心实意做事。”
在达成自己的目的前，劝导人时要注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是对待君子这类空谈仁义的人，要用大义来驱使，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就要用利益实惠来驱使。别人想要获得利，自己就利用人们想要获得利益的心理来利用他们达成自己的利益。
最后，义利兼得。人生于世都有需求，有精神的有物质的，有抽象的有具体的，有低级的有高级的，有个人人身的有个人立足于社会的。人所有的需求对个人来讲对是利，实现个人需求时都要与别人发生联系，人是社会动物，脱离了社会这些需求就没有意义。把自己的利放之于社会，利有长期的有短期的，有当下的有将来的，有存在的有虚无的，有易于实现的，有毕其一生也难以得到的，有与别人关系不大的也有与他人密切相关的。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属于自己的利，人生来是自私的，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个人不能存在还何谈其他。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存在必然要求利，为了自己的存在能够延续下去也必然要求利。一般人都只在乎眼前的利益，不计将来，行为处世没有计划。“预则立，不预则废”智者总是“未雨绸缪”利用自然的社会的规律性来处世，体现出了高明的智慧和深远的谋略，智者总是具有战略眼光。“君子谋道不谋食”也是着眼于战略，战略指导思想确立之后方才制定具体的战术。也就是利用社会的规律性来做事，重视规律性的研究，忽略偶然性。利是义的效果，是隐性的，是不能为外人道的，所以论语子罕中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的仁义之道必须提出处理义利关系的合理方法才能被人们接受，而深刻地掌握了处理义利关系的心性理念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双赢理念之后，在面对具体问题时能够见利思义，不贪小利，能做到先利后义，然后以义来使人，就能义利兼得。
孔子提倡人们运用的义是利用正义的普适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号召力，光明正大地得到利，得到利的同时还能赢得社会承认和尊重，不得利别人还不愿意。这种义是长期的，是着眼于将来的，虽见效慢但持久。但是人们的义是存在于自己心灵深处的，一个人表现出来的义行并不能表明这个人是否就是真正的义。为了进一步培养人性，升华具有低级价值内涵的义，孔子并不满足于义利兼得，又提出了“君子义以为质”的理念。即把义做为一个人的德性，从而把义上升到抽象的层次，成为改造人们意识形态的终极力量。孔子的思想内核是“仁”人们的行为只要符合于仁道就是仁人“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孔子并不反对获（利），义利兼得的义的思想并不违背仁道。把义发展成德性，最终成为道德思想的核心之一是孟子的贡献。孟子依据人的性善论，抽象地发展仁义学说，把义做为人的一种本性。孟子的思想核心是义，这种义是一种超越了利的纯粹贡献。由义又生良知，王阳明继承了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理念创立了阳明心学。良知的概念最终发展成为现代道德范畴中的良心，而义则成为现代道德范畴中的义务。义最终脱离了利，由本身良心出发的义的思想最终支配着所有中国人。作为现代人，生活在这样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应把仁义作为自己的本心，以本心来对待社会事物，不要被物欲迷惑自我，也没必要如圣人或者佛祖一样彻底舍弃自我“我本良善”所以我们要正大光明地求利。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法律、法规、道德都许可的范围内求利，在适当时机再把自己的合理合法所得反哺社会，这样我们就可以义利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