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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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对北京的记忆是从火车站开始的。
那天，火车刚刚停稳，我就穿着外婆亲手做的簇新的棉袄棉裤，从暖和的车厢门里蹦了下来，直接撞到了妈妈怀里。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翘着两根羊角辫，土里土气而又兴高采烈。可这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却让寒风像小锥子似的一下子刺入我膝盖的骨缝，让我整个小腿在瞬间变成了冰棍。
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喜悦的心情。看着哥哥从车上掮下大包小包的行李，我在想，我现在和哥哥姐姐一样，是北京人了。
那一天是1976年1月9日。之所以过了这么多年还能记得如此准确，是因为车上广播说，头一天有个大人物与世长辞了，伟人的事情总是深入人心。
好容易熬到过完春节，学校终于在我的盼望中开学了，爸爸带我到附近的小学去报到。我满心以为自己还会像在老家一样，成为深受“群众爱戴”的小干部、众星捧月的好学生，可后来的事实告诉我，我错了。
首先是感觉到了来自同一个大院的那些陌生的、但肯定会是我的同学和校友的孩子们锐利的目光，耳边还听到了一些窃窃私语：“这是谁呀？”“小白脸他妹妹。”回答的人语气里满带着不屑。于是我知道了哥哥的外号叫“小白脸”可那年头的孩子又有几个没有外号的呢？
然后，我看到自己的着装和大家截然不同。那些北京的孩子们，几乎每人一件蓝棉猴。那棉猴上的小帽子象个装饰品，神气的搭在后背上，脚上都是清一色白塑料底黑灯芯绒的棉鞋。而我呢？身上穿的是外婆做的黑棉裤、黑棉鞋，最打眼的是那件土里土气的绿色小碎花大棉袄，没有穿外套。这是典型的南方穿法。南方的冬天，室内外温差不大，不用象北方那样进门减衣、出门加衣，也就无所谓外套。应该说，这些琐屑小事对我的自信心并没产生什么影响，那是个讲究艰苦朴素的年代，没有人敢当面嘲笑我的衣着，即便，他们可能会在心里偷着笑。
我习惯性的积极举手发言，好学生都是这样卓尔不凡的。知人所不知，能人所不能嘛。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最要命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当我用在老家被公认为最标准的普通话发言的时候，引起了全班的哄堂大笑。
接下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赛诗会，无论年龄大小，包括一年级的“小蹦豆”每人都要上台朗诵自己的“诗”写得好与不好是水平问题，而上不上台朗诵却是个政治觉悟问题。我理所当然的上台了，我敏感的神经也理所当然的感受到了台下有人压抑着的轻笑。
口号诗写得没有错，错的是我的口音。
（二）
1976年的时候，我们大院的孩子还是很喜欢扎堆群聚的。每天早上，都有那么个时段，整个大院里好听的童音此起彼伏，孩子们各自叫齐了本班的同学一起去上学。很幸运，开学第二天，我的名字也列入了被叫的序列。而且，还有热心的同学让自己的妈妈帮我买来了这学期的教材——北京的孩子都是上学期末已经预订了的。
北京，就这样，以这些孩子的热情、礼貌和大气接纳了我。
上学的路上，他们七嘴八舌的告诉我，我们班的学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人数最多的是某某单位的孩子，因为这学校就是他们单位办的子弟小学，班上这些同学便俨然找到了一种主人翁的感觉，班干部之类的实权大多为那个院的孩子所把持；第二部分是学校附近一个村子里的农民子弟，他们纯朴热情，根红苗正，在班里说话也很硬气；第三部分就是我们院的孩子了。虽然学习都不错，但是因为父母不是记者、编辑，就是外文翻译，都属于臭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更是没法提，不是地主、富农，就是资本家、小业主，好多还有海外关系，说起话来往往底气不足，学工学农劳动时更是班干部监督的重点，稍慢一点就被指为怕苦怕累，有资产阶级作风。另外，班里还有几个京剧团和军艺的孩子，但那都是散兵游勇，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有时候，他们说着说着，因为“政见不同”自己就掐了起来。我只是认真地听着，因为他们说话很快，再夹杂着一些老北京话，稍不留神往往就听不懂，而我怕被人笑话，又不敢多问。
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们会叫上我一起玩。但是，北方和南方不仅气候相差甚远，连小孩子玩的游戏都差别多多，北京孩子热衷的玩意我大多都不会。因此，最初的一段日子，我过得极为孤独。
家里也很安静，父母整天早出晚归。
姐姐几年前初中毕业就被分配到京郊一家工厂工作了，只有每个星期六才回来，星期一一大早再返回去。然而，父母每每说起来，却仍然感到庆幸。因为前几届的学生毕业都去了东北和内蒙的农垦、军垦。姐姐他们这届能留在北京已属十二万分的幸运。
哥哥是我们兄妹三人中天份最高的，而且始终是学校各种文体活动的中坚分子。可在1976年，他却因为人长得帅而被称为“小白脸”最不幸的是，他在参加当时竞争异常激烈的海军征兵体检的头天下午，因为和同学嬉闹，在楼梯上摔碎了两颗门牙，从而也摔碎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p。l。a。man的机会。于是，在用圆规扎烂了一块绘图橡皮后，他服从命运的安排，打起背包到农场插队去了。这一走，只能每个月回来休息4天。
所以，当那年初春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时，和父母一起去看花圈和诗词的就只有我了。父母的注意力当然不在游玩。而我，除了刚到北京那天，妈妈特意让出租车从广场前绕行，让我在车上看了一眼天安门外，还没有真正踩过广场上的地面呢！我禁不住兴奋异常，啊！天安门广场，祖国的心脏！我终于来到了这里。按照书上的说法，这个时候，人应该是热血沸腾的。我在人丛里东张西望一番，过足了眼瘾。然后，就开始模仿着爸爸的样子看起传单来。
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没弄明白，究竟是后来的纪录片和影视作品对环境的渲染影响了我呢，还是我记忆中的确如此，总之，事后再回想起那一天，感觉上气氛还是有些压抑的，天阴沉沉、灰蒙蒙的。第二天，我用爸爸的烟盒纸在广场和纪念碑上抄的一些诗词被爸爸没收了，而且他还严肃的告诉我，不得和任何人说起我们去过广场的事情。
其实，对我这个从小在外婆家长大的孩子来说，爸爸几乎还是个陌生人呢。他严肃的样子让我害怕。我开始想念外公外婆了，想念儿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于是，我给外公外婆写信，给小伙伴写信，给表哥表妹写信，给特别宠我的王老师写信，给一切我想得起来的人写信。
外公的回信当然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好容易，小伙伴的信是属于我“亲收”的了吧，可他们的大惊小怪又让我很不开心。看我的通讯地址有**村字样居然就说什么“原来你住在农村呀？你还是回来吧，无论如何，长沙也算是大城市呢，总比农村强些。”
这封信彻底打破了我从小伙伴那里获得快乐和安慰的幻想，我再次陷入百无聊赖之中。
（三）
那真的是一个极度匮乏的年代，从精神到物质。
到北京没几天，就要过春节了。为了买齐妈妈让我采购的副食本上供应的春节年货，我在寒风中排队，足足站了一个下午。花生、瓜子、芝麻酱、白薯，每一样都少得可怜。为了买到3毛2分钱一斤的宽带鱼，我坚持等到下午6点，结果，整个人冻得比鱼都直。而那鱼的味道，对我这个湘江边吃新鲜河鱼长大的妹子来说，那是连闻也不要闻的，可哥哥姐姐却吃得很香。平时炒菜，一般都是买2毛钱的肉（后来因为肉涨价，改成5毛），因为2毛钱的肉可以不用交肉票。那时候也没有听说过冰箱，每月把肉票上定量的肉集中买回来，一般都安排在哥哥回家的时候。
而从农场回来的哥哥，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饭桶。每餐能干掉一斤白米饭，还要辅以大肥肉解馋。每逢这个时候，妈妈眼眶里都有泪光闪动，自言自语的呢喃着：“这孩子，肚子里太寡了呀。”这光景，八十年代以后，只在虹桥市场上听说过了。据说是南边的那个邻国，多年穷兵黩武，国力衰竭，外交官都无力维持温饱。于是，使馆的伙夫就定期到虹桥市场上买中国老百姓都不要吃的最便宜的“丹顶鹤”（一种顶上只有薄薄一层瘦肉的大肥肉膘）回去解馋。呵呵，说远了。
学农劳动的时候，我们背着铺盖到了学校设在西山温泉的分校。刚进院还没放下行李，几个男生就发现了新大陆。两只大水缸里盛满了油光润滑的诱人的“栗子”他们每人偷着抓了一把，嘴馋的立刻就塞到嘴里，却又马上呸呸连声，直嚷嚷说是苦的。生产队长闻声赶了出来，一看就急了：“傻小子们！那是拌了农药的茶籽！当心中毒！”
1976年的中国，老百姓家里没有电视，新电影也不多。几乎每个孩子手里都有大把的时间无处挥霍。很多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呆在安静极了的家里。我于是开始了“探宝”历程。先是参观浏览了我们家的大衣柜、五斗橱、书柜、书架，然后发展到壁橱、阁楼和阳台上的旧物。后来，在大床底下翻到那六个大木箱时，终于发现了宝贝。
箱子里全是书，有很多我从未看过。那些大部头的世界名著当时并不能吸引我的视线，我选的书用现在的眼光看很没有品位。那些合订本的北京文艺和大众电影是我的首选，那些电影剧照，那讲述的我从未看过的电影故事，那些好听的歌的歌词和歌谱，还有那些曲艺作品、相声小段，我象饿人扑在了面包上，如饥似渴的开始了恶补。
忘记是在翻哪个箱子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绿色封面的薄薄的小册子——青少年生理卫生知识，于是，我用一个下午囫囵吞枣的完成了我的青春期性教育启蒙。以至后来当妈妈在她认为是恰当的时间把这本书悄悄放在我的桌上时，我根本不屑一顾了。
翻最后一个箱子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小木盒。里面有一个细长的纸包，打开来，是长长短短的银针。木盒下面还有一本讲解针灸穴位的书。我大喜。忽然想起电影里、广播中介绍的赤脚医生如何在自己身上试针，成功了才给贫下中农治病的光辉事迹。我立志要做一名出色的赤脚医生，开始了在自己身上扎针的试验。这个冒险而又好玩的游戏最终因为被出差回来的妈妈当场撞上而告终，当时我的小腿上扎满了银晃晃的小小银针——不敢扎别的穴位，因为太疼。妈妈在大骇之后没收了我的医疗器械，我的赤脚医生梦也就此破灭。
姐姐听妈妈诉说了我的诸般玩劣之举后，送我一把单音口琴，还有一本教材，这礼物大合我的心思。于是，从单音开始，慢慢的练习开来，渐渐的，象分解和音这样复杂的奏法也能吹奏自如了。但是，很不幸的是，我又在一次练习吹奏升半音的时候，夹伤了嘴唇（那是一种需要手持两把口琴吹奏的技巧，那时半音口琴还很少见），整整一周时间，我的形象活赛孙悟空他大师弟。姐姐忍着笑安慰我说：“没什么！还有人为了吹口琴，专门到医院动手术把嘴角往后拉开的呢。这叫为艺术献身。”后来，我对口琴三重奏大起心思，每个月都盼着哥哥快回来休假。不是热衷于那姐弟三人的合奏，而是喜欢合奏前的一个小仪式：哥哥用他那广播员一般的声音问：“你拿的是什么东西？”
我放粗嗓音，低沉缓慢的回答：“歌曲集。”
哥又问：“叫什么名字？”
再答：“阿里拉。”
然后姐姐宣布：“暗号对上了，让我们开始吧。”
这其实是源于一部外国电影里的台词，用在这里和米老鼠唐老鸭片头上那句著名的“野猪拉屎了（演出开始了）”作用相同。
（一）
我对北京的记忆是从火车站开始的。
那天，火车刚刚停稳，我就穿着外婆亲手做的簇新的棉袄棉裤，从暖和的车厢门里蹦了下来，直接撞到了妈妈怀里。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翘着两根羊角辫，土里土气而又兴高采烈。可这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却让寒风像小锥子似的一下子刺入我膝盖的骨缝，让我整个小腿在瞬间变成了冰棍。
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喜悦的心情。看着哥哥从车上掮下大包小包的行李，我在想，我现在和哥哥姐姐一样，是北京人了。
那一天是1976年1月9日。之所以过了这么多年还能记得如此准确，是因为车上广播说，头一天有个大人物与世长辞了，伟人的事情总是深入人心。
好容易熬到过完春节，学校终于在我的盼望中开学了，爸爸带我到附近的小学去报到。我满心以为自己还会像在老家一样，成为深受“群众爱戴”的小干部、众星捧月的好学生，可后来的事实告诉我，我错了。
首先是感觉到了来自同一个大院的那些陌生的、但肯定会是我的同学和校友的孩子们锐利的目光，耳边还听到了一些窃窃私语：“这是谁呀？”“小白脸他妹妹。”回答的人语气里满带着不屑。于是我知道了哥哥的外号叫“小白脸”可那年头的孩子又有几个没有外号的呢？
然后，我看到自己的着装和大家截然不同。那些北京的孩子们，几乎每人一件蓝棉猴。那棉猴上的小帽子象个装饰品，神气的搭在后背上，脚上都是清一色白塑料底黑灯芯绒的棉鞋。而我呢？身上穿的是外婆做的黑棉裤、黑棉鞋，最打眼的是那件土里土气的绿色小碎花大棉袄，没有穿外套。这是典型的南方穿法。南方的冬天，室内外温差不大，不用象北方那样进门减衣、出门加衣，也就无所谓外套。应该说，这些琐屑小事对我的自信心并没产生什么影响，那是个讲究艰苦朴素的年代，没有人敢当面嘲笑我的衣着，即便，他们可能会在心里偷着笑。
我习惯性的积极举手发言，好学生都是这样卓尔不凡的。知人所不知，能人所不能嘛。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最要命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当我用在老家被公认为最标准的普通话发言的时候，引起了全班的哄堂大笑。
接下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赛诗会，无论年龄大小，包括一年级的“小蹦豆”每人都要上台朗诵自己的“诗”写得好与不好是水平问题，而上不上台朗诵却是个政治觉悟问题。我理所当然的上台了，我敏感的神经也理所当然的感受到了台下有人压抑着的轻笑。
口号诗写得没有错，错的是我的口音。
（二）
1976年的时候，我们大院的孩子还是很喜欢扎堆群聚的。每天早上，都有那么个时段，整个大院里好听的童音此起彼伏，孩子们各自叫齐了本班的同学一起去上学。很幸运，开学第二天，我的名字也列入了被叫的序列。而且，还有热心的同学让自己的妈妈帮我买来了这学期的教材——北京的孩子都是上学期末已经预订了的。
北京，就这样，以这些孩子的热情、礼貌和大气接纳了我。
上学的路上，他们七嘴八舌的告诉我，我们班的学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人数最多的是某某单位的孩子，因为这学校就是他们单位办的子弟小学，班上这些同学便俨然找到了一种主人翁的感觉，班干部之类的实权大多为那个院的孩子所把持；第二部分是学校附近一个村子里的农民子弟，他们纯朴热情，根红苗正，在班里说话也很硬气；第三部分就是我们院的孩子了。虽然学习都不错，但是因为父母不是记者、编辑，就是外文翻译，都属于臭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更是没法提，不是地主、富农，就是资本家、小业主，好多还有海外关系，说起话来往往底气不足，学工学农劳动时更是班干部监督的重点，稍慢一点就被指为怕苦怕累，有资产阶级作风。另外，班里还有几个京剧团和军艺的孩子，但那都是散兵游勇，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有时候，他们说着说着，因为“政见不同”自己就掐了起来。我只是认真地听着，因为他们说话很快，再夹杂着一些老北京话，稍不留神往往就听不懂，而我怕被人笑话，又不敢多问。
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们会叫上我一起玩。但是，北方和南方不仅气候相差甚远，连小孩子玩的游戏都差别多多，北京孩子热衷的玩意我大多都不会。因此，最初的一段日子，我过得极为孤独。
家里也很安静，父母整天早出晚归。
姐姐几年前初中毕业就被分配到京郊一家工厂工作了，只有每个星期六才回来，星期一一大早再返回去。然而，父母每每说起来，却仍然感到庆幸。因为前几届的学生毕业都去了东北和内蒙的农垦、军垦。姐姐他们这届能留在北京已属十二万分的幸运。
哥哥是我们兄妹三人中天份最高的，而且始终是学校各种文体活动的中坚分子。可在1976年，他却因为人长得帅而被称为“小白脸”最不幸的是，他在参加当时竞争异常激烈的海军征兵体检的头天下午，因为和同学嬉闹，在楼梯上摔碎了两颗门牙，从而也摔碎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p。l。a。man的机会。于是，在用圆规扎烂了一块绘图橡皮后，他服从命运的安排，打起背包到农场插队去了。这一走，只能每个月回来休息4天。
所以，当那年初春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时，和父母一起去看花圈和诗词的就只有我了。父母的注意力当然不在游玩。而我，除了刚到北京那天，妈妈特意让出租车从广场前绕行，让我在车上看了一眼天安门外，还没有真正踩过广场上的地面呢！我禁不住兴奋异常，啊！天安门广场，祖国的心脏！我终于来到了这里。按照书上的说法，这个时候，人应该是热血沸腾的。我在人丛里东张西望一番，过足了眼瘾。然后，就开始模仿着爸爸的样子看起传单来。
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没弄明白，究竟是后来的纪录片和影视作品对环境的渲染影响了我呢，还是我记忆中的确如此，总之，事后再回想起那一天，感觉上气氛还是有些压抑的，天阴沉沉、灰蒙蒙的。第二天，我用爸爸的烟盒纸在广场和纪念碑上抄的一些诗词被爸爸没收了，而且他还严肃的告诉我，不得和任何人说起我们去过广场的事情。
其实，对我这个从小在外婆家长大的孩子来说，爸爸几乎还是个陌生人呢。他严肃的样子让我害怕。我开始想念外公外婆了，想念儿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于是，我给外公外婆写信，给小伙伴写信，给表哥表妹写信，给特别宠我的王老师写信，给一切我想得起来的人写信。
外公的回信当然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好容易，小伙伴的信是属于我“亲收”的了吧，可他们的大惊小怪又让我很不开心。看我的通讯地址有**村字样居然就说什么“原来你住在农村呀？你还是回来吧，无论如何，长沙也算是大城市呢，总比农村强些。”
这封信彻底打破了我从小伙伴那里获得快乐和安慰的幻想，我再次陷入百无聊赖之中。
（三）
那真的是一个极度匮乏的年代，从精神到物质。
到北京没几天，就要过春节了。为了买齐妈妈让我采购的副食本上供应的春节年货，我在寒风中排队，足足站了一个下午。花生、瓜子、芝麻酱、白薯，每一样都少得可怜。为了买到3毛2分钱一斤的宽带鱼，我坚持等到下午6点，结果，整个人冻得比鱼都直。而那鱼的味道，对我这个湘江边吃新鲜河鱼长大的妹子来说，那是连闻也不要闻的，可哥哥姐姐却吃得很香。平时炒菜，一般都是买2毛钱的肉（后来因为肉涨价，改成5毛），因为2毛钱的肉可以不用交肉票。那时候也没有听说过冰箱，每月把肉票上定量的肉集中买回来，一般都安排在哥哥回家的时候。
而从农场回来的哥哥，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饭桶。每餐能干掉一斤白米饭，还要辅以大肥肉解馋。每逢这个时候，妈妈眼眶里都有泪光闪动，自言自语的呢喃着：“这孩子，肚子里太寡了呀。”这光景，八十年代以后，只在虹桥市场上听说过了。据说是南边的那个邻国，多年穷兵黩武，国力衰竭，外交官都无力维持温饱。于是，使馆的伙夫就定期到虹桥市场上买中国老百姓都不要吃的最便宜的“丹顶鹤”（一种顶上只有薄薄一层瘦肉的大肥肉膘）回去解馋。呵呵，说远了。
学农劳动的时候，我们背着铺盖到了学校设在西山温泉的分校。刚进院还没放下行李，几个男生就发现了新大陆。两只大水缸里盛满了油光润滑的诱人的“栗子”他们每人偷着抓了一把，嘴馋的立刻就塞到嘴里，却又马上呸呸连声，直嚷嚷说是苦的。生产队长闻声赶了出来，一看就急了：“傻小子们！那是拌了农药的茶籽！当心中毒！”
1976年的中国，老百姓家里没有电视，新电影也不多。几乎每个孩子手里都有大把的时间无处挥霍。很多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呆在安静极了的家里。我于是开始了“探宝”历程。先是参观浏览了我们家的大衣柜、五斗橱、书柜、书架，然后发展到壁橱、阁楼和阳台上的旧物。后来，在大床底下翻到那六个大木箱时，终于发现了宝贝。
箱子里全是书，有很多我从未看过。那些大部头的世界名著当时并不能吸引我的视线，我选的书用现在的眼光看很没有品位。那些合订本的北京文艺和大众电影是我的首选，那些电影剧照，那讲述的我从未看过的电影故事，那些好听的歌的歌词和歌谱，还有那些曲艺作品、相声小段，我象饿人扑在了面包上，如饥似渴的开始了恶补。
忘记是在翻哪个箱子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绿色封面的薄薄的小册子——青少年生理卫生知识，于是，我用一个下午囫囵吞枣的完成了我的青春期性教育启蒙。以至后来当妈妈在她认为是恰当的时间把这本书悄悄放在我的桌上时，我根本不屑一顾了。
翻最后一个箱子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小木盒。里面有一个细长的纸包，打开来，是长长短短的银针。木盒下面还有一本讲解针灸穴位的书。我大喜。忽然想起电影里、广播中介绍的赤脚医生如何在自己身上试针，成功了才给贫下中农治病的光辉事迹。我立志要做一名出色的赤脚医生，开始了在自己身上扎针的试验。这个冒险而又好玩的游戏最终因为被出差回来的妈妈当场撞上而告终，当时我的小腿上扎满了银晃晃的小小银针——不敢扎别的穴位，因为太疼。妈妈在大骇之后没收了我的医疗器械，我的赤脚医生梦也就此破灭。
姐姐听妈妈诉说了我的诸般玩劣之举后，送我一把单音口琴，还有一本教材，这礼物大合我的心思。于是，从单音开始，慢慢的练习开来，渐渐的，象分解和音这样复杂的奏法也能吹奏自如了。但是，很不幸的是，我又在一次练习吹奏升半音的时候，夹伤了嘴唇（那是一种需要手持两把口琴吹奏的技巧，那时半音口琴还很少见），整整一周时间，我的形象活赛孙悟空他大师弟。姐姐忍着笑安慰我说：“没什么！还有人为了吹口琴，专门到医院动手术把嘴角往后拉开的呢。这叫为艺术献身。”后来，我对口琴三重奏大起心思，每个月都盼着哥哥快回来休假。不是热衷于那姐弟三人的合奏，而是喜欢合奏前的一个小仪式：哥哥用他那广播员一般的声音问：“你拿的是什么东西？”
我放粗嗓音，低沉缓慢的回答：“歌曲集。”
哥又问：“叫什么名字？”
再答：“阿里拉。”
然后姐姐宣布：“暗号对上了，让我们开始吧。”
这其实是源于一部外国电影里的台词，用在这里和米老鼠唐老鸭片头上那句著名的“野猪拉屎了（演出开始了）”作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