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的韦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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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企图较全面地批评鹿鼎记与韦小宝，不论是谁，都是需要担着十二分的风险的。这部作品，早经成为倪匡和众多读者口中的“天下第一好小说”；而韦小宝，倪匡也早一锤定音“虽经不起道德标准的秤衡，但是谁也不能责怪他。谁要责怪他，请先用道德标准秤衡自己。”相信有了这话语，所有的人在面对韦小宝时就都得哑口——自然，对于我也不例外。经过道德标准的秤衡之后，我果然也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开口的权利；而勉强开口的话语也不会具有任何的分量。然而好在我们下面将要讨论要批评的，其实与鹿鼎记其书、与韦小宝其人都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并不足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嫌疑。只要壮壮胆子，我还是颇可以说上两句的。
要说“天下第一好小说”鹿鼎记万万谈不上，但它的被喜爱被推崇却也很正常。但倘若具体到韦小宝的身上，它的被喜爱被推崇，甚而至于一身劣行——这里没有说罪行已经是十足的宽容与客气。这个词语当然不会被多数人认同，但我建议将要开口的诸君先好好想想我们的韦爵爷一生的所作所为——的被包庇被视而不见，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往大处来说，它预示着我们民族国民整体道德与价值取向的一个危险的倾斜。
在这一点上，作者金庸显然要比我们的读者和评论者睿智得多。他早就意识到了这个他其实并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所以在后记里他就很清楚地说“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在多个不同的场合，他也就一遍遍地告诫着他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们，不要学韦小宝，韦小宝学不得。金庸对于他所创作的这个一路通吃的韦爵爷，整个地持的是一种否定的批判的态度，就如同鲁迅创作的阿q一样，是作为国民劣根性的典型去批判的。鲁迅是骂人的行家，谁越喜欢阿q，谁越觉着自己像阿q，谁也就被骂得越厉害；对于韦小宝，同样如此。
关于这一点，我们正能从金庸那里得到作证。他说过“写作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我想把他（韦小宝）写成一个中国人劣根性的典型，受鲁迅先生阿q正传的影响大。它写了中国人一个很不好的个性。我觉得精神胜利法当然是中国民族的很不好的一个缺点。其实中国人的学点还有其他更多的，像不诚实、贪污腐化、损人利己这种事情。”“在一个很不民主、不讲法律的、专制的时代中间，韦小宝这样的人就会飞黄腾达，好人会受到欺侮和迫害。所以写韦小宝这个人，也是整个否定那个封建、腐败的社会。”
这几句话是解读鹿鼎记其书，乃至评判韦小宝其人的基本标尺与准则。金庸说“我写武侠小说实际是写人性。”如果说金庸早期的创作还有着一定的商业利益因素的驱使，那么1969年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就有理由摆脱这个驱使，而在自己的笔下勇敢表达自己对于中国历史、政治和国民性的种种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创作的鹿鼎记，对于中国历史政治的全面解读、对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就理所当然成了它的首要任务。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标尺与准则在解读鹿鼎记其书的时候我们多数都能够很好地遵循与使用，但一旦具体到评判韦小宝其人的问题上，则就形同乌有视而不见了。于是我们有必要回到书中看看我们的韦爵爷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从扬州妓院的“市井无赖”到左右逢源的“通吃伯”再到位极人臣的“一等鹿鼎公”这是韦小宝一生所走的路。仅仅这三个地位的比照就不难让人知道他在这路上所使用的手段：溜须拍马造谣撒谎见风使舵等等只是小节问题，可以不谈；但成长为朝廷官员，最要不得的罪行如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欺上瞒下草菅人命等等，他却没有一样没有犯下。这一切，是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百姓所最不能容忍的，但奇怪，我们的几乎所有的人对这一切统统视而不见，一门心思削尖了脑袋要成为韦小宝第二。我不知道在他们这么想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些中国百姓恨之入骨的劣行与罪行？男性同胞往往羡慕韦小宝的“艳福”其实他们忽略了，他们羡慕的这家伙正好是个强奸犯；而在那几个女子的身上，恰恰包含着金庸对中国女性某些侧面的最深刻的批判与讽刺。我不知道羡慕他的艳福的诸君，是想自己成为一个“韦式强奸犯”还是希望自己的妻子是那样的几个女子？窃为诸君不取之。
人们往往还抓住了韦小宝的“义”“鹿鼎记消解了许多正面观念，但唯独对‘义’字始终未予嘲讽，几乎是鹿鼎记唯一确立的正面价值观念”诸如这样的认识很普遍。其实不然。韦小宝对于“义”的理解，其实还是充满着实用主义的：在“义”之前，他所要考虑的是，这“义”究竟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好处。退一万步讲——中国人讲究“不以一眚掩大德”——纵然韦小宝真的很“义”是否就能以此一“德”而掩其大“眚”呢？他的罪行，早足以一审判处死刑的了。中国人懂得“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么一个市井无赖要登上一等鹿鼎公的宝座，又该留下多少枯骨与冤魂？
这么说，很容易造成这样的印象——我在以现代社会的思想约束封建时代的鹿鼎公。其实并不。韦小宝好也罢坏也罢，与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太大的联系。诚如我们前面所说，有联系的只是现代社会中对于韦小宝的喜爱与推崇所包含的那个危险信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韦式危机”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我很欣赏的一个传统美德，就是嫉恶如仇。“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不能不说是恶毒，但圣贤如孔夫子看了还要欣欣然评价说“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恰好就可以说明为问题。然而被压迫被奴役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这嫉恶的同时，潜意识里却还有着另外的一个可怕的思想就是为恶，想尽一切办法要成为另外的一个恶。嫉恶如仇说得真好。嫉者，嫉妒也。我们巴不得为恶，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为恶。武二郎是公认的一等一的英雄，可他见了杀人越货专做人肉生意的恶棍菜园子张青夫妇，非但没有如仇，反倒立马相间恨晚称兄道弟起来，真是尽显英雄本色。在骨子里，武松其实正是为为恶者，只管自己有酒喝，被麻翻在地做了馒头的冤魂他看不见。
这就是韦式危机。孔庆东说“正像红楼梦一样，鹿鼎记也为中国封建社会画上了一个句号，为中国封建社会唱起了挽歌，预示着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走投无路了，因此说，鹿鼎记画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这说法虽说不无夸大，但倘若按照金庸自己的说法“在一个很不民主、不讲法律的、专制的时代中间，韦小宝这样的人就会飞黄腾达，好人会受到欺侮和迫害。所以写韦小宝这个人，也是整个否定那个封建、腐败的社会”得着这样的结论也并不为过。那么，当对韦小宝的喜爱与推崇成为社会思想意识的主流，当韦式危机成为确实的存在，它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一种什么状态，我以为就真的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了。
后记
这篇粗糙拙劣的文字，是与几个友人辩论的结果。拖拖拉拉写了许久，所以显得颇有些杂乱。至于辩论的原因，一是他们不认为韦小宝有被推崇了，其实他们的语气告诉我，他们正羡慕着我们的这为爵爷；其二，就是上面那个我以为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却是不可理喻。
伟大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从不相信人们之间的辩论，他说“没有人会因辩论而改变他的看法。人们通过自己的阅读、理解和消化，可能会改变观点，但辩论是浪费时间；因为人们根本无法说服持不同见解的人。”真是智者。关于这个问题，我以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也不想再说下去了。我所希望的，一如他们所认为的：我们法制、我们民主、我们没有人是韦小宝，同样的，我们也没有人渴望成为韦小宝。阿门！
现在就企图较全面地批评鹿鼎记与韦小宝，不论是谁，都是需要担着十二分的风险的。这部作品，早经成为倪匡和众多读者口中的“天下第一好小说”；而韦小宝，倪匡也早一锤定音“虽经不起道德标准的秤衡，但是谁也不能责怪他。谁要责怪他，请先用道德标准秤衡自己。”相信有了这话语，所有的人在面对韦小宝时就都得哑口——自然，对于我也不例外。经过道德标准的秤衡之后，我果然也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开口的权利；而勉强开口的话语也不会具有任何的分量。然而好在我们下面将要讨论要批评的，其实与鹿鼎记其书、与韦小宝其人都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并不足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嫌疑。只要壮壮胆子，我还是颇可以说上两句的。
要说“天下第一好小说”鹿鼎记万万谈不上，但它的被喜爱被推崇却也很正常。但倘若具体到韦小宝的身上，它的被喜爱被推崇，甚而至于一身劣行——这里没有说罪行已经是十足的宽容与客气。这个词语当然不会被多数人认同，但我建议将要开口的诸君先好好想想我们的韦爵爷一生的所作所为——的被包庇被视而不见，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往大处来说，它预示着我们民族国民整体道德与价值取向的一个危险的倾斜。
在这一点上，作者金庸显然要比我们的读者和评论者睿智得多。他早就意识到了这个他其实并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所以在后记里他就很清楚地说“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在多个不同的场合，他也就一遍遍地告诫着他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们，不要学韦小宝，韦小宝学不得。金庸对于他所创作的这个一路通吃的韦爵爷，整个地持的是一种否定的批判的态度，就如同鲁迅创作的阿q一样，是作为国民劣根性的典型去批判的。鲁迅是骂人的行家，谁越喜欢阿q，谁越觉着自己像阿q，谁也就被骂得越厉害；对于韦小宝，同样如此。
关于这一点，我们正能从金庸那里得到作证。他说过“写作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我想把他（韦小宝）写成一个中国人劣根性的典型，受鲁迅先生阿q正传的影响大。它写了中国人一个很不好的个性。我觉得精神胜利法当然是中国民族的很不好的一个缺点。其实中国人的学点还有其他更多的，像不诚实、贪污腐化、损人利己这种事情。”“在一个很不民主、不讲法律的、专制的时代中间，韦小宝这样的人就会飞黄腾达，好人会受到欺侮和迫害。所以写韦小宝这个人，也是整个否定那个封建、腐败的社会。”
这几句话是解读鹿鼎记其书，乃至评判韦小宝其人的基本标尺与准则。金庸说“我写武侠小说实际是写人性。”如果说金庸早期的创作还有着一定的商业利益因素的驱使，那么1969年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就有理由摆脱这个驱使，而在自己的笔下勇敢表达自己对于中国历史、政治和国民性的种种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创作的鹿鼎记，对于中国历史政治的全面解读、对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就理所当然成了它的首要任务。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标尺与准则在解读鹿鼎记其书的时候我们多数都能够很好地遵循与使用，但一旦具体到评判韦小宝其人的问题上，则就形同乌有视而不见了。于是我们有必要回到书中看看我们的韦爵爷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从扬州妓院的“市井无赖”到左右逢源的“通吃伯”再到位极人臣的“一等鹿鼎公”这是韦小宝一生所走的路。仅仅这三个地位的比照就不难让人知道他在这路上所使用的手段：溜须拍马造谣撒谎见风使舵等等只是小节问题，可以不谈；但成长为朝廷官员，最要不得的罪行如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欺上瞒下草菅人命等等，他却没有一样没有犯下。这一切，是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百姓所最不能容忍的，但奇怪，我们的几乎所有的人对这一切统统视而不见，一门心思削尖了脑袋要成为韦小宝第二。我不知道在他们这么想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些中国百姓恨之入骨的劣行与罪行？男性同胞往往羡慕韦小宝的“艳福”其实他们忽略了，他们羡慕的这家伙正好是个强奸犯；而在那几个女子的身上，恰恰包含着金庸对中国女性某些侧面的最深刻的批判与讽刺。我不知道羡慕他的艳福的诸君，是想自己成为一个“韦式强奸犯”还是希望自己的妻子是那样的几个女子？窃为诸君不取之。
人们往往还抓住了韦小宝的“义”“鹿鼎记消解了许多正面观念，但唯独对‘义’字始终未予嘲讽，几乎是鹿鼎记唯一确立的正面价值观念”诸如这样的认识很普遍。其实不然。韦小宝对于“义”的理解，其实还是充满着实用主义的：在“义”之前，他所要考虑的是，这“义”究竟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好处。退一万步讲——中国人讲究“不以一眚掩大德”——纵然韦小宝真的很“义”是否就能以此一“德”而掩其大“眚”呢？他的罪行，早足以一审判处死刑的了。中国人懂得“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么一个市井无赖要登上一等鹿鼎公的宝座，又该留下多少枯骨与冤魂？
这么说，很容易造成这样的印象——我在以现代社会的思想约束封建时代的鹿鼎公。其实并不。韦小宝好也罢坏也罢，与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太大的联系。诚如我们前面所说，有联系的只是现代社会中对于韦小宝的喜爱与推崇所包含的那个危险信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韦式危机”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我很欣赏的一个传统美德，就是嫉恶如仇。“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不能不说是恶毒，但圣贤如孔夫子看了还要欣欣然评价说“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恰好就可以说明为问题。然而被压迫被奴役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这嫉恶的同时，潜意识里却还有着另外的一个可怕的思想就是为恶，想尽一切办法要成为另外的一个恶。嫉恶如仇说得真好。嫉者，嫉妒也。我们巴不得为恶，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为恶。武二郎是公认的一等一的英雄，可他见了杀人越货专做人肉生意的恶棍菜园子张青夫妇，非但没有如仇，反倒立马相间恨晚称兄道弟起来，真是尽显英雄本色。在骨子里，武松其实正是为为恶者，只管自己有酒喝，被麻翻在地做了馒头的冤魂他看不见。
这就是韦式危机。孔庆东说“正像红楼梦一样，鹿鼎记也为中国封建社会画上了一个句号，为中国封建社会唱起了挽歌，预示着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走投无路了，因此说，鹿鼎记画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这说法虽说不无夸大，但倘若按照金庸自己的说法“在一个很不民主、不讲法律的、专制的时代中间，韦小宝这样的人就会飞黄腾达，好人会受到欺侮和迫害。所以写韦小宝这个人，也是整个否定那个封建、腐败的社会”得着这样的结论也并不为过。那么，当对韦小宝的喜爱与推崇成为社会思想意识的主流，当韦式危机成为确实的存在，它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一种什么状态，我以为就真的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了。
后记
这篇粗糙拙劣的文字，是与几个友人辩论的结果。拖拖拉拉写了许久，所以显得颇有些杂乱。至于辩论的原因，一是他们不认为韦小宝有被推崇了，其实他们的语气告诉我，他们正羡慕着我们的这为爵爷；其二，就是上面那个我以为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却是不可理喻。
伟大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从不相信人们之间的辩论，他说“没有人会因辩论而改变他的看法。人们通过自己的阅读、理解和消化，可能会改变观点，但辩论是浪费时间；因为人们根本无法说服持不同见解的人。”真是智者。关于这个问题，我以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也不想再说下去了。我所希望的，一如他们所认为的：我们法制、我们民主、我们没有人是韦小宝，同样的，我们也没有人渴望成为韦小宝。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