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涩记忆之曾经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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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中有一名叫大亮的学生，那时是别人的领袖，他人高马大，做事有勇气也有担当，还能打得一手好篮球，虽然对他敬畏有加，却也只是远远的看，不愿和他做一伙，只有晚间饿极了的时候，才合作起来。
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劳动人民获得相对的自由，也拼了命抵挡曾经的饥饿贫穷，爆发出了生产的热情和力量，尤其是农民，经历过生活的艰难后更是卖力地种地打粮食，但技术和农业资源及积累久了的种种弊端大大限制了发展，所以农民一年的收获还是较少的，人们仍然处于贫困的边缘。上学的学生，如果离家较远就需要住宿在学校，而其中农村学生占了大半。学生的伙食是要自己拿粮食交给学校然后领饭票吃饭，主食以小米为主，如果能吃到一顿白面馍，那是令人异常兴奋的事，一般隔一周才可以吃一次，面票又是有限的，学校还规定每个学生每次买白面馍的数量，各班事先要做出统计数字报到学校，学校根据这一数字来确定做多少白馍，每个馍四两，每人规定两个，合计八两。有些人便渴望做饭的大师傅能够犯下错误，多做出些白馍来，但多是失望了，如果偶然有些剩余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学生排队去等候，希望自己能买到那多出来的。一些家庭境况不好的学生则连本属于自己的那份都吃不起，把名额让给了有能力吃的同学，但是还得劳乏让出名额的那学生代买，因为每吃白馍那天的买饭时间，学校便如临大敌样的派几个人看学生排队，查看有没有学生重复来买，我想，这些代别人买馍的学生当时该是承受着怎样的煎熬。也有早生经济头脑的穷学生，是要把自己的名额卖给别人的，需要占自己名额的学生让半个白馍给自己。小米饭下饭的菜则基本是土豆熬成的糊糊，在夏季，偶然也调剂一点新鲜蔬菜，那时我们的大师傅中有个姓牛的老头，他没有儿女，为人极和善，有同情心，自己卖力在学校的一块荒废的地上种了蔬菜，拿来做给学生吃，虽然数量极少，但学生因此尊重他也比别的师傅多。无论是单纯的土豆糊还是调剂了别的蔬菜的大锅菜，总归都缺乏油脂，且不说吃起来涩口的感觉，还不耐饿，越是素的饮食消化也越快，我们常常在晚课下了的时候肚子已经呱呱叫了。现在有时读到有些文章赞赏小米饭养活我长大，其实真靠小米饭养大的人应该知道小米饭的滋味并不好，据说那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支撑，所谓小米加步枪闹革命的精神不过是一种艰苦精神罢了，八十年代的我们，也还在这种精神下成长着。十五六岁的初中学生，正是身体大发育的关键时期，却每顿饭只能吃四两小米饭加两毛钱的土豆糊。夏季白天时间长了的时候中午还有一顿小米粥，虽然稀得照见影子，但总可以抵挡些饥饿，如果还有剩余的干粮，这小米粥泡干粮是很不错的。干粮这个词现在恐怕已经退化到不被那些衣食无忧年轻一代所理解了，但在我们那时，大家提到干粮时眼睛是发亮的。住学校的学生一般每周回家一次，回去主要是三件事，一是帮家干一天的活计，二是换洗衣服，三就是能带来下周的干粮。学生周六回家后，家长们督促着孩子赶紧到地里帮忙的同时也就要为孩子忙一阵了，打造明天要给孩子带的干粮，清洗刚换下来的衣物，孩子能穿得出去的衣服也就几件，必须赶在第二天洗净晾干。至于干粮，各家据家庭情况而定，好点的可以做些葱花面饼，或者是白面馍，夏天为防止发霉得晾晒成干馍片，再好点的还可以带点炼好的猪油。如果家庭拮据，则多准备的是炒面，是用玉米小麦炒制后磨成的面，用水拌了吃，口感要比濡湿的干粮差很多。
周日返校的学生会有两三天繁华日子过，彼此来交流干粮的不同风格。欢声笑语最多的是周日晚间，有回家的见闻感受说，有花样多的干粮吃，至于后半周的饥饿困扰此时是不加考虑的。我现在还是想不清少年人为什么就很难接受曾经失误的经验教训，对于后半周的饥饿之苦，我们都经历了不知道多少次，但就是不记得富裕时节约，很多人都是前半周海吃后半周经受饥饿折磨的。只有极少的男生能把干粮节约到后半周，但那时他就是饥饿者虎视眈眈的对象了，虽然不至于去抢他的干粮，但当那节约型的学生独自消受干粮美味时看别人遭受饥肠辘辘的磨难，多少会生些同情之心的，如果是这样，他的节约于自己并无多大益处，我想这恐怕也是大家不来节约干粮到后半周的原因了吧。倒是那些女同学，可以细心地将干粮持久到周六，甚至还可以在周六放学回家时带在路上吃。如果有些男生还有女生缘，则在饥饿时向某女同学讨干粮来吃，他于是就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也或者是成为大家攻击的对象，被人拿来议论他的风流事，真的风流事当然是少有的，大家需要从打趣中安慰自己饥饿的肚子。大亮同学因为能打漂亮的篮球还有些勇敢，是很多女生喜欢的男生，高海洋因为俊朗，也是有女生缘的，但他却属于腼腆型的，错过了有干粮吃的机会，好在他也不很缺。干粮吃尽的时候，他有钱买比干粮还好的东西吃。
每周五天半的时间，周五的晚间往往是最为饥饿的时候，这时令我敬畏的大亮同学就能为我们寻出食源来。我们宿舍是和教学区分开的，学校的主体在小镇街道旁，而宿舍却设在半山腰的九孔石窑洞里。这石窑洞据说是当年驻扎军队时打下的，到底是白军还是红军不得而知，但这说法没有经过确证，只听说学校在开发这些旧窑洞时曾挖出未炸了的手榴弹，也曾见有枪支的零件，都不过是听说而已。因为宿舍距离学校的距离，所以老师便不经常来视察，学生也就多了些自由，平时还能乖静，周五被饥饿所迫，大胆一点的学生便会跳过宿舍的高围墙到农户里找食物。这些农户并不是真的种地，是小镇上靠摆摊卖些零碎养家的人。
夜色浓浓中学生们三五地越墙而过，其中也多有我在，仿佛做贼，事实我们也常常有做贼的感觉，这事最怕被老师知道，一旦被老师抓获，第二天就会有一堆苦果吃了。加上那些农户们都喂的有狗，静夜里凄惨像被杀一样的叫，我们的恐惧心理更为严重，但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消除我们进军的决心，手握了短棍棒或者沙石在手里，搜索到农家矮墙的院外。
其实那些农家早就在院里等着呢，时间长了他们已有了经验，只是在进一步确定来访者的身份罢了，也在确定来者的数量，或者还盘算着今天的收入吧。
到的门外，无须敲门，那木门哗啦就开了，主人站在门里做欢迎状。在走进门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当年八路军解放军的情形，大概跟我们这样的差不多吧，广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只是主人的心情不同罢了。
太好的食物我们是消费不起的，无非是清汤挂面或者几根麻花，学生身上到这时间几乎没什么钱了，只好用饭票来换，付出的是昂贵的代价，这一晚填个半饱的肚子是要花去两天的大灶饭的票的，如果不是饿得慌，谁会出这样的价钱呢？
仅仅是吃几根麻花只要十分钟就好，但如果为了暖肚子奢侈点要吃那一小碗的挂面，就需要等到半小时以上，为了安全，学生多不选择挂面，而是换几根麻花，和主人要一碗开水，掰了麻花泡在水里，呼噜呼噜紧吃完走人。这种选择被实践证明是最佳选择，因为有一次我就因为贪吃面被校长逮个正着，那是我们第一次被学校发现，记忆中我还曾在学校留过这样的记录。
大约学校也多少是对我们的进宵夜有所耳闻的，学生中有些坚定分子，再饿也不会夜里出去偷食，难保他们不会向学校告发。
那一晚别的人吃了泡麻花都走了，就剩了我和一个李姓学生，因为我感冒，也没多的钱买药，母亲的做法是吃了热食在被子里捂汗，出过几身热汗后能减轻很多，所以今天想借热面来减减感冒。饭刚端到手，就听外面狗叫厉害，虽感觉不对，但又想是别的同学蹙来了，也就继续我的，等我呼噜了几口时，校长大人已经站在我面前，令我愣在当地，吃不得放不得，缓过神来又采取了不恰当的做法，丢下碗就跑了，耳边还听得校长在喊什么，也顾不得许多，连滚带爬回了宿舍。那时学校管理是很严的，我们都见过学校如何收拾学生。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时代，还残留着革命时代的不少做法，管理上基本不民主，整理学生很厉害，想想即将到来的风暴，回到宿舍仍心跳难禁，好在校长并没有赶来，同床的几个已感觉出了问题，就来询问我俩。等搞清情况后，要求我们一定不能出卖别人，一定要自己担当。
第二天惶惶地到学校后，并不见什么异常，直到上午课完也没见人来过问，我心理倒更不塌实了，找到昨晚和我一起的小李子来合计，也得不出什么结论，又咨询过班里几个算是智囊团的人物，他们也说不上什么。直到下午课后，校长派人来传，班里几个又来安顿过，一定要守口如瓶，绝不能出卖同志，还有人甚至举出革命英雄的例子来，坚强的刘胡兰江姐等等是如何如何的。
令我意外的是校长并没有拿我们做文章，反倒问我们学校的饭是不是吃不饱，我们也不敢就说实话，直到确定他并无别的意思时才讲了真话。最终他只是对我们说，以后尽可能不要乱跑了，天黑再弄出什么不安全的事来不好。学校也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问题，上级并不给学校拨粮食。但不久学校说晚八点给学生加一顿稀饭，我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别人是始终不知道的。
后来我在继续上学的时候，也有几位校长，但我却一直记得我们初中时的校长——牛校长，现在已退休了，还可以在街上见到他，见他时虽然没有提起当年关于这一幕，但我从心里感激他，这也是我觉得他和别的校长不一样的地方。
在我们即将毕业的那学期，小镇上有了一种特别的可供学生充饥的食品——方便面。这东西刚出来的时候，只要是经济允许，一定是要吃的，最不能忘记的是那包调料，香得简直不得了，吃完面后调料保存起来，吃正饭时搁一点，美味无穷。那时只有一种牌子的方便面，叫月亮牌，大概在上师范的时候吧，江湖传闻说月亮方便面里加有人油，是加了火化厂里提出来的人油，虽然没什么根据，但大家也就不敢吃了，这时的小吃花样多多，选择余地广阔，况且方便面的味道好象也差不很多了。
现在想来，曾经经历过饥饿的岁月，但饥饿的印象并不深，反倒常常记得那些往事了，饥饿教会我们的是节约，现在看到有人随意将并未坏掉是食物倒掉，总还会有一种要管管的冲动，自己当然是断不会随意倒掉还可以吃的东西的。
同学中有一名叫大亮的学生，那时是别人的领袖，他人高马大，做事有勇气也有担当，还能打得一手好篮球，虽然对他敬畏有加，却也只是远远的看，不愿和他做一伙，只有晚间饿极了的时候，才合作起来。
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劳动人民获得相对的自由，也拼了命抵挡曾经的饥饿贫穷，爆发出了生产的热情和力量，尤其是农民，经历过生活的艰难后更是卖力地种地打粮食，但技术和农业资源及积累久了的种种弊端大大限制了发展，所以农民一年的收获还是较少的，人们仍然处于贫困的边缘。上学的学生，如果离家较远就需要住宿在学校，而其中农村学生占了大半。学生的伙食是要自己拿粮食交给学校然后领饭票吃饭，主食以小米为主，如果能吃到一顿白面馍，那是令人异常兴奋的事，一般隔一周才可以吃一次，面票又是有限的，学校还规定每个学生每次买白面馍的数量，各班事先要做出统计数字报到学校，学校根据这一数字来确定做多少白馍，每个馍四两，每人规定两个，合计八两。有些人便渴望做饭的大师傅能够犯下错误，多做出些白馍来，但多是失望了，如果偶然有些剩余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学生排队去等候，希望自己能买到那多出来的。一些家庭境况不好的学生则连本属于自己的那份都吃不起，把名额让给了有能力吃的同学，但是还得劳乏让出名额的那学生代买，因为每吃白馍那天的买饭时间，学校便如临大敌样的派几个人看学生排队，查看有没有学生重复来买，我想，这些代别人买馍的学生当时该是承受着怎样的煎熬。也有早生经济头脑的穷学生，是要把自己的名额卖给别人的，需要占自己名额的学生让半个白馍给自己。小米饭下饭的菜则基本是土豆熬成的糊糊，在夏季，偶然也调剂一点新鲜蔬菜，那时我们的大师傅中有个姓牛的老头，他没有儿女，为人极和善，有同情心，自己卖力在学校的一块荒废的地上种了蔬菜，拿来做给学生吃，虽然数量极少，但学生因此尊重他也比别的师傅多。无论是单纯的土豆糊还是调剂了别的蔬菜的大锅菜，总归都缺乏油脂，且不说吃起来涩口的感觉，还不耐饿，越是素的饮食消化也越快，我们常常在晚课下了的时候肚子已经呱呱叫了。现在有时读到有些文章赞赏小米饭养活我长大，其实真靠小米饭养大的人应该知道小米饭的滋味并不好，据说那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支撑，所谓小米加步枪闹革命的精神不过是一种艰苦精神罢了，八十年代的我们，也还在这种精神下成长着。十五六岁的初中学生，正是身体大发育的关键时期，却每顿饭只能吃四两小米饭加两毛钱的土豆糊。夏季白天时间长了的时候中午还有一顿小米粥，虽然稀得照见影子，但总可以抵挡些饥饿，如果还有剩余的干粮，这小米粥泡干粮是很不错的。干粮这个词现在恐怕已经退化到不被那些衣食无忧年轻一代所理解了，但在我们那时，大家提到干粮时眼睛是发亮的。住学校的学生一般每周回家一次，回去主要是三件事，一是帮家干一天的活计，二是换洗衣服，三就是能带来下周的干粮。学生周六回家后，家长们督促着孩子赶紧到地里帮忙的同时也就要为孩子忙一阵了，打造明天要给孩子带的干粮，清洗刚换下来的衣物，孩子能穿得出去的衣服也就几件，必须赶在第二天洗净晾干。至于干粮，各家据家庭情况而定，好点的可以做些葱花面饼，或者是白面馍，夏天为防止发霉得晾晒成干馍片，再好点的还可以带点炼好的猪油。如果家庭拮据，则多准备的是炒面，是用玉米小麦炒制后磨成的面，用水拌了吃，口感要比濡湿的干粮差很多。
周日返校的学生会有两三天繁华日子过，彼此来交流干粮的不同风格。欢声笑语最多的是周日晚间，有回家的见闻感受说，有花样多的干粮吃，至于后半周的饥饿困扰此时是不加考虑的。我现在还是想不清少年人为什么就很难接受曾经失误的经验教训，对于后半周的饥饿之苦，我们都经历了不知道多少次，但就是不记得富裕时节约，很多人都是前半周海吃后半周经受饥饿折磨的。只有极少的男生能把干粮节约到后半周，但那时他就是饥饿者虎视眈眈的对象了，虽然不至于去抢他的干粮，但当那节约型的学生独自消受干粮美味时看别人遭受饥肠辘辘的磨难，多少会生些同情之心的，如果是这样，他的节约于自己并无多大益处，我想这恐怕也是大家不来节约干粮到后半周的原因了吧。倒是那些女同学，可以细心地将干粮持久到周六，甚至还可以在周六放学回家时带在路上吃。如果有些男生还有女生缘，则在饥饿时向某女同学讨干粮来吃，他于是就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也或者是成为大家攻击的对象，被人拿来议论他的风流事，真的风流事当然是少有的，大家需要从打趣中安慰自己饥饿的肚子。大亮同学因为能打漂亮的篮球还有些勇敢，是很多女生喜欢的男生，高海洋因为俊朗，也是有女生缘的，但他却属于腼腆型的，错过了有干粮吃的机会，好在他也不很缺。干粮吃尽的时候，他有钱买比干粮还好的东西吃。
每周五天半的时间，周五的晚间往往是最为饥饿的时候，这时令我敬畏的大亮同学就能为我们寻出食源来。我们宿舍是和教学区分开的，学校的主体在小镇街道旁，而宿舍却设在半山腰的九孔石窑洞里。这石窑洞据说是当年驻扎军队时打下的，到底是白军还是红军不得而知，但这说法没有经过确证，只听说学校在开发这些旧窑洞时曾挖出未炸了的手榴弹，也曾见有枪支的零件，都不过是听说而已。因为宿舍距离学校的距离，所以老师便不经常来视察，学生也就多了些自由，平时还能乖静，周五被饥饿所迫，大胆一点的学生便会跳过宿舍的高围墙到农户里找食物。这些农户并不是真的种地，是小镇上靠摆摊卖些零碎养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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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的食物我们是消费不起的，无非是清汤挂面或者几根麻花，学生身上到这时间几乎没什么钱了，只好用饭票来换，付出的是昂贵的代价，这一晚填个半饱的肚子是要花去两天的大灶饭的票的，如果不是饿得慌，谁会出这样的价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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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学校也多少是对我们的进宵夜有所耳闻的，学生中有些坚定分子，再饿也不会夜里出去偷食，难保他们不会向学校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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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惶惶地到学校后，并不见什么异常，直到上午课完也没见人来过问，我心理倒更不塌实了，找到昨晚和我一起的小李子来合计，也得不出什么结论，又咨询过班里几个算是智囊团的人物，他们也说不上什么。直到下午课后，校长派人来传，班里几个又来安顿过，一定要守口如瓶，绝不能出卖同志，还有人甚至举出革命英雄的例子来，坚强的刘胡兰江姐等等是如何如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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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继续上学的时候，也有几位校长，但我却一直记得我们初中时的校长——牛校长，现在已退休了，还可以在街上见到他，见他时虽然没有提起当年关于这一幕，但我从心里感激他，这也是我觉得他和别的校长不一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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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曾经经历过饥饿的岁月，但饥饿的印象并不深，反倒常常记得那些往事了，饥饿教会我们的是节约，现在看到有人随意将并未坏掉是食物倒掉，总还会有一种要管管的冲动，自己当然是断不会随意倒掉还可以吃的东西的。